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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唱出這些歌詞的時候，

我感覺自己不僅用聲音在唱，

更是把這幾年來的感觸和感情唱進去了，

那些村村寨寨的往事在那一刻涌上心頭，

真的就像在訴說一件事。

一

我從小出生在云南，由于父母所在部隊的援疆任務，6歲時又跟隨他們去了新疆。從西南邊陲的風花雪月，到西北邊疆的大漠風光，兩種不同的生活環境磨煉了我的意志，塑造了我的人格。

我是苗族，在我出生的地方——大理，各民族的兄弟姐妹們喜歡在蝴蝶泉邊載歌載舞。那時候就覺得這些唱歌跳舞的叔叔阿姨們非常了不起，真是應了那句話，“會說話的就會唱歌，會走路的就會跳舞”，給小時候的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這種環境下我也耳濡目染了許多，像《大理三月好風光》《你見過雷公山的山頂嗎》這樣的歌曲，我從小就愛聽，就愛唱。這也給我以后的藝術道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到了新疆以后，我感受到了與西南地區完全不同的一種文化反差。我們當時所在的烏魯木齊也是一個典型的多民族融合地區，除了大家熟知的維吾爾族，還有哈薩克族、蒙古族、回族、塔吉克族等等。雖然我本身是苗族，但是和他們生活在一起，感覺特別有意思。

在這種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氛圍里長大，聽不同的歌曲，跳不同的舞蹈，品嘗不一樣的美食，我被少數民族同胞們熱情、質樸的品格所打動，同時也感受到他們身上那種對藝術與生俱來的熱愛。他們真的是把藝術滲透在生活里，融入到生命中。特別是每到一些人生大事的節點，他們都會有一種儀式感，用藝術的形式去迎接和慶祝每一段人生旅程的到來。

比如維吾爾族的婚禮，記得有一次在放學的路上，我看到穿著華麗民族服飾的人們在街上打起手鼓唱起歌，新郎新娘坐在敞篷式的花車里穿過人群，接受祝福，分享快樂，這幅美好的畫面一直深深刻畫在我的腦海中。直到現在，我都喜歡和少數民族地區的人們待在一起，感受他們的喜怒哀樂。因為正是這樣的文化場域造就了我外向開朗的性格，也是我一直以來從事藝術的情感源泉。

后來上了大學，我又來到首都北京，感受到這種近在咫尺的歷史文化與紅色文化的熏陶。那個時候我經常去天安門廣場看升旗儀式，也喜歡到故宮長城這樣歷史積淀深厚的古跡去游覽，這樣的經歷不僅讓我對祖國的概念更加清晰深刻，更加深了我對這片土地的感情。就像我后來的一首歌《國家》中唱的那樣，“一玉口中國，一瓦頂成家，都說國很大，其實一個家。一心裝滿國，一手撐起家。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正是有了這樣的體會，才讓我可以更好地詮釋這些歌曲的精神內涵。

二

我唱過很多主旋律作品，像《五星紅旗》《民生》《歌唱新時代》，很多都成了我的代表作，有些還因為超高的點擊量上了熱搜，傳唱度很高，老百姓也特別喜歡。我覺得，其實這些主旋律的音樂，能像流行歌曲一樣傳遍大江南北真的很不容易。最重要的原因不是說這些作品有多么高大上，而是真的能夠接地氣，潤物細無聲地唱到他們心里去。

帶著這些作品，我也被很多人親切地稱為“紅旗歌唱家”，備受大家的關注與喜愛。這讓我一直堅定信心堅守在主旋律歌曲的陣地上，為祖國歌唱，為幸福生活歌唱，為一種真善美的情感去歌唱，成為一名真正的正能量歌唱家。

1996年，我從中央民族大學畢業之后就進入了中央民族歌舞團，不間斷地參與一些文藝下鄉的慰問演出活動。每次站在基層的舞臺上，看到農民觀眾圍著我們坐在場院里、石頭上，聚精會神地欣賞我們的表演，我就感到自己確實給他們帶來了一些“精神食糧”，一種價值感也就油然而生。

記得有一年冬天，我們在江西一所學校做慰問演出，那里的冬天特別陰冷，我看到很多當地的孩子還穿著夏天的涼鞋，心里特別不是滋味兒。演出結束之后，我們就主動找到老師，把行李里面帶的一些吃的喝的還有一些錢留給了那所學校。我們一行當中很多人都被這種情緒感染到了，大家紛紛捐款捐物，并不是想作秀或者有什么目的，就是出于一種很樸素的感情，想要幫助這些貧困地區的孩子們。

后來我就想，能不能創造一個更具體、更便捷的平臺，讓我們這些文藝工作者有空余時間就可以去參與的公益活動。直到2012年，我成立了“劉媛媛公益音樂課”，在新疆、甘肅、云南、江西、寧夏等很多邊遠地區做音樂支教，用歌聲給鄉村的孩子們帶來不一樣的感受，也為他們點亮夢想和希望。

“劉媛媛公益音樂課”走進阿勒泰市中心小學。

寧夏鹽池縣大水坑鎮第二小學是我很早就關注的一所學校，自從“公益音樂課”設立開始我就去過好幾次。幾年時間里，我眼看著它從一所桌椅都破破爛爛的鄉村學校，建設成設施齊備的現代化小學。校園里蓋起了大樓，教室桌椅煥然一新，窗明幾凈，學生的精神面貌也完全不一樣了。那個時候我才真切感受到，良好的教育條件對于這些貧困地區的孩子們來說有多么重要。

后來，我在這所小學除了講一些公益課之外，前后又捐助了一些學習生活用品和音樂器材等，還在當地建了一所少年宮，盡可能讓那里的學生也能和城市里的孩子一樣，接受正規良好的音樂培訓。在此期間，我還發現了幾個音樂上的好苗子，我就有意識地利用一些課余時間培養他們。那個時候，中央電視臺有個節目叫“音樂公開課”，也是以知識普及和普通人圓夢為主題的，我也一直在參與。我就把這些孩子也請到央視舞臺上，讓他們盡情展示自己的音樂天賦。

在北京的時候，我帶著孩子們見了一些藝術方面的資深老師，帶他們參觀了錄音棚，孩子們帶著光芒的眼神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記得節目播出的時候，孩子家鄉的村民很多都在收看，整個村子都興奮起來了。對于我來說，能讓這些孩子的人生變得更好，這是一種莫大的榮譽和成就。

三

通過“公益音樂課”，我走遍了大江南北幾十個縣域的鄉村學校，也包括很多民族地區和偏遠地帶。這么一路走來，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的藝術之路和我們國家民族的發展脈絡其實是緊密相連的。

有了一些代表作之后，我萌生出一種想法和信念，也是作為一名藝術工作者的使命感，就是“為時代服務”，用我們的作品講述時代的風風雨雨、發展變遷。我也很高興通過這種方式成為一名時代的見證者，讓自己的歌曲成為記錄這種時代發展的載體。

2017年10月，我被聘為“中國扶貧宣傳形象大使”。在這片不平凡的攻堅戰場上，全國各族人民都為之付出了很多辛苦和努力。作為文化扶貧一線的代表之一，我也特別想為脫貧攻堅貢獻自己的一份力。

從那以后大概有三年的時間，我跟隨扶貧干部去了七十多個縣，村村寨寨就更多了，也主動放棄了很多大型演出的機會。作為一名文藝工作者，我很慶幸也很榮幸擁有這段經歷，不僅讓我在一線經受鍛煉摔打，更讓我親眼見證了脫貧攻堅取得的偉大成就，這對我來說是十分珍貴的。特別是聽到老百姓跟我說，“我們家搬進新房了”“我兒子有工作了”“我們家買新電視了”，看到他們在我面前含著眼淚說著這些話的時候，我心里由衷地感到一種喜悅。

在這個過程中，我認識了一名叫謝嘉成的少年，他的家在江西井岡山神山村，因為奶奶患了重病，花去30多萬元的醫療費，當時家里被識別為藍卡貧困戶。但是孩子很有音樂天賦，也喜歡唱歌，我就一直關注著他。直到2017年2月，井岡山市成為全國率先實現脫貧“摘帽”的貧困地區，謝嘉成家也通過各種政策幫扶順利脫貧，我能感受到，這個孩子的性格也逐漸從靦腆內向變得陽光開朗起來。

也是在這一年，德國漢堡G20峰會前夜，漢堡舉辦了我的個人專場音樂會“共享美好世界”，我就把謝嘉成也邀請到了這個舞臺上，在擁有百年歷史的萊斯音樂廳，我們倆一起演唱了一首德文歌曲《乘著歌聲的翅膀》，他自己也單獨演唱了一首歌。當時聽我們唱歌的觀眾有三分之二都是歐洲人，現場的反響很好，謝嘉成還將自己一家人脫貧的真實經歷講述出來，引起了國外多家媒體的報道關注。大家在感動之余，也贊嘆中國的脫貧攻堅事業確實很偉大，是真正讓老百姓受益的壯舉。

從2016年到2021年，每年央視的脫貧攻堅主題曲我都參與創作演唱，其中有一首歌叫《最美的約定》，當時也被選為央視大型政論紀錄片《擺脫貧困》的片尾曲。記得2021年，我被黨中央、國務院授予了“全國脫貧攻堅先進個人”，在人民大會堂接受表彰的時候，這首歌是唯一的暖場音樂。

“翻山越嶺，一顆心，念著貧窮的百姓。日出東方，讓陽光，照亮渴望的眼睛……”當我唱出這些歌詞的時候，我感覺自己不僅用聲音在唱，更是把這幾年來的感觸和感情唱進去了，那些村村寨寨的往事在那一刻涌上心頭，真的就像在訴說一件事情。

我記得在為《擺脫貧困》選主題曲的時候，其實有一百多首歌曲作為候選，央視的導演組也是一首一首地聽。但一打開這首歌的時候，大家都說這首歌真好聽，其實是感受到了一種共鳴。我想作為文藝工作者，把一首歌唱好都沒有問題，最寶貴的是歌聲中能帶入自己這么多感情。

四

一直到現在，我都特別愿意多去鄉村走一走，特別是想再回到那些村莊看一看。那里已經成了我非常熟悉的地方，那里的人也成了我非常牽掛的人。我想我再去的時候，他們一定會感覺到特別親切，我對他們也是一樣的。

除了藝術作品之外，我還是希望把我的公益活動辦到這些村子里去，把更多城市里面現代化的，新鮮時尚的信息帶到邊遠地區、民族地區，與他們盡情地交流分享，同時也把鄉村里發生的故事講到外邊去，帶動更多的人關注鄉村、關心農民。

我是作為少數民族界別的文藝工作者參與到全國政協委員的工作中的，所以我的提案主要是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題。今年全國兩會上，我提出了“發揮文藝的獨特作用，構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建議。其實，像“中華民族共同體”“共有精神家園”這樣的概念很大，讓民族地區的老百姓去理解并不容易。但是，通過這么多年在基層一線的歷練，我了解到其實他們對文藝特別愛好，用文藝的形式就很容易跟他們走近，與他們溝通。包括我們的一些民族政策，如果單單是寫在紙上，可能效果是有限的。但要是通過唱歌跳舞等等這種有形、有感、有情的方式，老百姓就更容易理解和接受。這就是“發揮文藝獨特作用”的意義。

比如今年，我們在新疆喀什舉辦的春晚分會場，現場的反響就非常熱烈，老百姓的反饋也很好，幾乎在場的每個人都想上臺唱一段，通過這樣的方式凝聚了一股精神。喀什地區也是去年我們參與調研的地方，那里有97%的老百姓都是維吾爾族人，普通話的基礎教育普及水平其實是有待提高的。但是最近我們發現，當地通過念唐詩、唱流行歌曲這些感性的方式，去推廣教育的效果就比較好。

其實在很多少數民族地區都有自己的一些原生態歌曲，風格不同，或歌唱愛情，或頌揚友情，在當地特別流行，唯一的遺憾就是歌詞太老了。我就想把這些歌詞改成符合我們現代人審美的語言，配上當地原生態的音樂，這樣的話大家都可以唱，無形當中就會提升他們的普通話水平。

有一次我們去內蒙古調研，發現當地群眾都很會唱歌。其中有一首民歌調子很好聽，是歌唱男女之間愛情的主題，用女子的語氣向心中的“帥哥哥”表達思念之情。原曲是用蒙古族語言，很多外地人聽不懂里邊的含義。我就建議他們把歌詞再改一版漢語的，果然傳唱度就提升了。不僅當地人愛聽愛唱，慢慢也傳到了很多外部地區，通過這種方式，當地少數民族的一些文化也被更好地傳下來了。

劉媛媛和少數民族姐妹在一起。

我覺得，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與融合需要一個過程，民族文化的傳承也需要創新方式方法，不可拘泥。在民族地區，其實很多傳統文化往往是口口相傳的。隨著傳承人逐漸老去，民族文化遺產瀕臨失傳的問題就逐漸顯現出來。

雖然在很多地方，年輕人傳承本土文化的積極性并不高，但他們喜愛一些現代時尚文化元素，我就曾提出建議，利用數字化手段，創新民族地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方式。比如民族地區逐步建立數字化傳統文化數據庫，將歷史、建筑、藝術、服飾、文物等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信息轉換成數字信息錄入數據庫，依靠新媒體技術，推進民族傳統文化在更大范圍的傳播。

用我們苗族舉例，苗繡就是一種傳統民族文化的載體。為了讓苗繡等民族手工藝更好地“活”在當下，我曾建議梳理民族傳統特色文化元素，嫁接到現代人生產生活中。比如將苗繡應用到文創產品中，做成各式各樣的日用品；再比如促進手工苗繡與新型繡機結合，讓它傳播到更遠更廣的地方，繡娘們也能靠自己的一雙巧手過上幸福生活。

五

一路走來，我幫助過一些人，也在不斷地被別人幫助。特別是一些陌生人的幫助，讓我感覺到自己是非常幸運的，所以一直以來，我愿意把自己的這份幸運帶給更多的人。

記得很久以前，我還在新疆讀書，上高中三年級。那個時候我想考音樂學院，但我媽媽一直不太同意。當時我家里只有爸爸是搞過文藝的，每當別人放假了，他就要出去演出；別人下班回家吃飯，他就要為晚上的演出做準備。整個作息時間和正常情況都是反著的，所以我媽媽就不希望我從事文藝工作。

但我的態度比較堅決。雖然當時我的文化課成績也不錯，大概率能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學，我還是執著于考專業的音樂學校。只要能讓我唱歌，徜徉在音樂的海洋里，不管有多累我都感覺到很開心、很幸福。所以后來我媽媽也讓步了，說先帶我到西安音樂學院試一試。

而當我們從烏魯木齊坐著火車到了西安之后才知道，學校的招生日期推遲了。這意味著在緊張備考分秒必爭的高三，我很難再有機會出來參加專業學校的招生考試。記得我們返程的那天早晨，西安下了一場瓢潑大雨，我們暫住在烏魯木齊駐西安辦事處的房間里，正在沮喪的時候，房間門被一個陌生人敲開了。仔細一看，是我們來時火車上的一個車友，當時一起聊天的時候知道我是來考音樂學院的。他跟我媽媽說，“趕緊帶媛媛去北京，現在有很多北京的音樂學院正在招生！”還送來了兩張去北京的火車票。我媽媽也沒有猶豫，立刻帶我上了開往北京的火車。來到北京之后，我就真的考上了，如愿以償地走上了文藝的道路。

因為當時通信不發達，我們沒來得及記下那個陌生車友的電話號碼，甚至連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很多年過去，在我唱完第一個代表作《五星紅旗》以后，我還試圖通過西安的報紙尋找這個好心人，但一直石沉大海，沒有任何消息。而我一直覺得，這兩張車票就像是我通往藝術之路的入場券，埋下了我人生軌跡第一個幸運的伏筆。

經過這件事之后，我總覺得自己始終是被愛和善意包裹著的。每當我遇到挫折和困境，比如剛上大學時的不自信，比如到歌舞團之后經歷的迷茫期，但只要想起這段神奇的經歷，我就會重新陽光起來，繼續在藝術的道路上努力。因為我要用自己的方式，讓這種愛傳遞下去。

作者：劉媛媛 口述

農民日報·中國農網記者 馮克 陳藝嬌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