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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史館不應“懸浮”，應接地氣

民族要振興，鄉村必振興；鄉村要振興，文化必振興。近年來在推進鄉村文化振興過程中，不少地方將文化陣地建設作為重頭戲，村史館、村史長廊、脫貧攻堅陳列館等文化場館如雨后春筍般在各地涌現出來。建立村史館，能夠展現鄉土文化和民俗風情，反映村莊和村民的奮斗歷程，不僅能記錄村史村貌，還能增強鄉村精神歸宿感，發揮以文化人，吹響鄉村文化振興號角的作用。

鄉村精神風貌是村史館的靈魂。有意義的村史館，能夠激發村民們繼承和發揚村莊傳統習俗，形成村莊文化發展的內生動力。村史館的建設初衷和服務對象，首先應該是村民，最終也必須是村民。但調查發現不少地區，很多新建的村史館不接地氣、“變味走樣”，處在“懸浮”狀態：參觀者中，村民去得少，干部看得多；展覽品中，本村特色少，全國通用多；展覽板上，本村內容少，領導照片多等。缺乏“鄉土氣”和“文化味”的村史館，不僅勞民傷財，還滋生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充斥的村史館，就像一粒富有生命力的種子，落在了馬路旁、石頭地、荊棘叢，讓鄉村文化振興難以扎根，無法生長。村史館應該成為一塊好土沃壤，讓本土鄉村文化知識能夠生根發芽、茁壯成長。

“懸浮”狀態的村史館，既不是村民們喜聞樂見的“休閑屋”，也不是人來人往的“博物館”，更不會成為學習和實踐的“文化場”。脫離鄉土、脫離村民的鄉村文化建設，不僅會破壞鄉村文化生態，更會導致人們對鄉村歷史和文化產生隔膜感、厭惡感，最終會引向鄉土文化體系的消亡。如何建立接地氣的鄉村文化體系？筆者認為，促成文化知識體系的在地化和回嵌鄉土，是村史館助力鄉村文化振興的兩大法寶。

文化知識體系的在地化

談文化知識體系的在地化，首先要談文化知識體系的全球化。因為“在地化”（Localization）是與“全球化”（Globalization）相對應的。在全球化體系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和文化上處在“中心——外圍”的世界體系中，被迫依附于歐美發達國家。本國本土的人才、資金等生產要素，都由外圍向中心國家或中心區域流動。由于生產要素很難在本地集聚，就無法促成本國本土的可持續發展。與此同時，本土的文化知識體系，也會被肢解、侵蝕甚至摧毀。“在地化”是應對這一問題的努力。

在地化的文化知識，是原生態的，經過數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適應，已經在鄉村的好土沃壤之中扎根，構成鄉村社會的靈魂。而全球化的文化知識，是外來的，如果不能將其利用好，就可能會成為鄉村的禍害。

村史館作為傳遞鄉村文化的載體，若不能夠成為在地化文化知識體系的傳播載體，只是做做樣子、擺個姿勢，就很容易淪為全球化文化知識體系的附庸。匈牙利經濟史學家卡爾·波蘭尼在代表作《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經濟起源》中，更早向我們展示了全球化知識體系背后的資本和權力之弊，他斷言：完全自我調節的市場理念，是徹頭徹尾的烏托邦。工業革命以來的社會歷史進程，是市場不斷“脫嵌”于社會，并最終將社會吞食的過程。伴隨自由主義在西方世界的大行其道，以及工業革命的興起和全球化知識體系的建立，人們對于“自發調節的市場是最有效率的”“使人得到世俗性的拯救”等觀念習以為常。“做大蛋糕，人人有份”的觀念通過全球化知識體系逐漸影響人們的思想，經過幾代人的固化，這些觀念成為了人類文化的重要部分，甚至成為思維原點。

全球化一方面將彼此相距遙遠的地域連接起來，使我們置身于地球村，另一方面也帶來全球風險社會，使得全球性危機出現德國社會學家貝克所言的“飛去來器效應”。2020年以來蔓延全球的疫情，就是最明顯和直觀的例證。而文化知識則以隱秘的方式，在“中心——外圍”結構下的城鄉之間、中心城市和輻射區域之間傳播復制，使得文化也由本土性和內生性變成了依附性和從屬性。村史、村志、村莊記憶變成了國家史、民族志、全球記憶。老百姓身邊發生的故事、喜聞樂見的文藝形式和傳統知識，卻無人書寫與傳承。筆者近些年七次訪問韓國鄉村，對韓國有機運動發源地洪城郡洪東面的包羅萬象的鄉村圖書館，印象深刻；也被當地社區為每一位七十歲以上的老人留下一本口述史的文化傳承故事所感動。這意味著，即使我們已深處全球化進程之中，融入了全球歷史，鄉村文化和鄉村人物仍然不會湮滅，可以保持自己獨立的存在。每一位村民不是一個工具人，淪為全球化體系的一個生產要素，或一個必經的消費環節，而是一個自由人，一個全人。

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茲在其代表作《地方性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中，闡發了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的概念，按照中文譯者王海龍導讀解釋，它是一種具有本體地位的知識，即來自當地文化的自然而然的、固有的東西。吉爾茲在全球化知識以資本為邏輯向全球擴散并被各地奉為圭臬時，提出“地方性知識”這一概念，啟發了人們對于全球化知識作為“普遍性知識”的反思。地方性知識的主要特點是它的地域性和相對性。比如中醫藥知識就是特指中國這塊土地上，自黃帝以來經過幾千年積累而成的用于預防和治療疾病的知識。從其生成來說，它具有地方性特征，但從其功能來說，也具有普遍性特征。地方性并不是區域性，而是一種新型的知識觀念，它在根本上否定了“普遍性”，是對自由、民主、科學等諸領域普遍主義的質疑，同時也是對全球化和現代化對地方性、民族性的侵蝕的質問。筆者認為，在地化文化知識體系就是地方性知識的升級版，是站在更高的臺階上看待和走出全球化、工業化的制式文化體系，走出文化知識異化，走向在地化和自主性。村史館等鄉土文化載體，應當傳播在地化知識體系，要有來源的地域性、文化的鄉土性和知識的繼承性。

在地化知識具備地方性知識倡導的多樣性、包容性特征，也具有普遍性知識倡導的開放性、平權性特征，更重要的是，在地化知識能夠充分發揮地方居民的主體性。在地化知識把鄉土社會從市場邏輯中解放出來，使人回歸人固有的本質，而不是異化為商品。在地化知識保證了人的主體性，也具有對自然的敬畏。在強大的全球化知識體系侵蝕下，鄉村文化雖然早已被撕扯得支離破碎，但村史館卻能擔當起保留和傳承鄉村在地化文化知識體系的角色，使得農民不再淪為知識的工具、貨幣的工具，恢復農村社區的互助性、農民的主體性。

文化知識體系的回嵌鄉土

全球化和工業化文化知識體系，不僅出現了波蘭尼所言的市場“脫嵌”于社會，還出現了文化“脫嵌”于社會。當鄉村的文化知識體系不再來自于鄉村、服務于鄉村，卻依托鄉村來傳承的時候，鄉村文化振興就是一句空話。

在鄉村振興戰略中，實施鄉村建設行動是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內容。鄉村建設也成為國家“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重點任務，提出“把鄉村建設擺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位置”。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用了三分之一篇幅，專章論述“大力實施鄉村建設行動”，將其作為實現農村現代化的重要抓手。但是鄉村建設，是否變成了建設鄉村？而缺乏主體性、缺乏文化建設？

在鄉村建設主體性上，要強調“鄉村建設是為農民而建”。如何為農民建設有文化內涵的鄉村可以從前輩中汲取經驗。早在開展鄉村建設之前，梁漱溟1921年在其成名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就對文化進行了獨特的定位，“文化并非別的，乃是人類生活的樣法”。從某種程度上說，鄉村建設就是在這樣的文化視野下開展的。而在美國學者艾愷看來，“鄉村建設必須是一個文化運動而不是政治運動。因為梁漱溟認為，中國的各種問題——政治的、經濟的、道德的——根本上都不過是文化危機的具體表現”。無獨有偶，對鄉土社會有著深厚情感的費孝通先生也指出，“所謂文化，我是指一個團體為了位育處境所制下的一套生活方式”，他使用的“位育”一詞，來自孔廟大成殿前一個匾額“中和位育”。“中和”是目的，不偏不倚，諧調適度；“位育”是手段，各守其分，適應處境。潘光旦先生將“位育”兩字翻譯為英文Adaptation，意思就是“適應”，指人和自然的相互遷就以達到生活目的。位育是手段，生活是目的，文化是位育的設備和工具，這種與主流文化有所區別的“文化”，其實正是在地化知識所提倡的文化觀。

近年來，文化逐漸具有了主體性，不再僅僅被當作其他進程（經濟或政治進程）的配角或反映，如各地多年來采用的“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為政治而藝術”，文化已被視為經濟或政治發展進程的有機組成部分。不僅如此，近年來理論家們開始主張所有的社會實踐，實質上都屬于文化范疇。潘家恩博士在其新著《回嵌鄉土——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鄉村建設》一書中提出，對鄉村文化，存在雙面的浪漫與多維的鄉愁，需要發掘鄉村文化建設實踐中常被遮蔽的面向，挑戰主流認識中的各種“刻板化”與“浪漫化”偏見，同時也有利于現實中鄉村文化建設獲得更大的實踐空間，進一步發展出“回嵌鄉土”的整體性鄉土知識。

回嵌鄉土，不僅是新一代學者發出自覺的、獨立的聲音，也是鄉土文化開始發出自己的獨立聲音。今天談鄉土文化，不再是一般意義上強調其重要性，或只是在理念上提出對市場“脫嵌”社會的反抗，而是期待發展出一種新的、具有整體性視野、建設整體性知識的鄉土文化體系。這種視野的整體性可以讓我們“跳出文化看文化”，看到實踐中的廣泛影響及不同因素之間的各種互動。如今，鄉土社會面對著一個以消費、時尚、主流為主導的城市文化“包圍圈”，它不斷制造出各種可欲不可求或充滿荒謬感的所謂“需要”。于是，鄉土文化“景觀”看似豐富的背后，是鄉村文化所面臨的資源枯竭與功能喪失。同時，在“主流文化”和意識形態所構筑的坐標體系和意義系統中，鄉村常成為邊緣、落后、被動的象征。鄉土社會“遭遇”大眾文化并未拓寬反而收窄了我們對于鄉土文化的理解，也對鄉村中不同群體和未來返鄉青年的主體性產生深刻影響。如何在強大的“主流文化”與全球化知識體系包圍下，既認識到鄉土社會在現代化高歌中的步履維艱與節節敗退，同時也“發現”文化與社會的多重互動并由此尋找可能，則是未來鄉村文化知識體系建設的努力方向。

波蘭尼在《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中提出了雙向運動，除了“脫嵌”以外，“回嵌”也是其中的核心概念。“回嵌”鄉土關系到未來鄉村如何建設，文化如何振興。鄉建先賢梁漱溟先生1937年在其《鄉村建設理論》中說：“鄉村建設，實非建設鄉村，而意在整個中國社會之建設。”無論鄉村建設的方式和形態多么充滿差異，歸根到底都要“以鄉村為基點、以建設為目的、以社會為本位”，從而達到發揮農民主體性來建設鄉村，振興鄉村文化的目標。如果說文化知識“脫嵌”鄉土是近代中國步入現代化進程的必然趨勢，那么“回嵌”鄉土就是未來中國鄉村振興的理論期許和必然要求。

如何讓村史館在地化和回嵌鄉土

自2012年起，筆者與邱建生、潘家恩等新鄉村建設諸位同仁，組織了全國愛故鄉活動，在近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內得到各類群體的積極響應和支持，參與團隊約200個，參與人員近萬人。其中有不少團隊在鄉土文化保護上，作了在地化和回嵌鄉土的寶貴努力，比如甘肅“王坪之子”團隊做了具有王坪村史村志特征的《王坪文化》，開卷即言：“今天的中國，有多少村莊的傳統文化習俗已消亡殆盡，喪失了靈魂的村莊淪落為社會的孤兒，當然我們王坪也不免如此。”有了如此的危機感，他們就有了切實行動，成立王坪愛鄉會，持續開展各類發掘傳承鄉土文化活動。退休返鄉，創辦屏南耕讀文化博物館的張書巖；留在福建幫助整理村莊史志的湖北荊州人士劉作忠；傳承巴蜀農耕文化，創建巴渝文化陳列館的重慶蔡家崗教師劉映升等，一大批致力于村史村志的仁人志士，開始了自覺行動。

村史館作為鄉村文化振興的重要載體，要在鄉村文化振興中發揮文化知識體系的在地化和回嵌鄉土作用，至少可從如下三點入手。

一是杜絕形式主義。回答好村史館為誰而建的問題，才能讓村史館成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休閑之家”。村史館的建設不能“只唯上”，成為“功績館”，不能成為只是接待領導的“招待所”。懸浮的村史館迫切需要落地、扎根。村史館的建設要堅持“村史館為村民”的根本原則，村史館的門要“常打開”，更要讓村民“常進來”。村史館一方面作為“村莊博物館”，發揮呈現村莊、村民歷史的“本職”功能，另一方面作為“村莊休閑屋”，承擔起村民休閑娛樂的“附加”功能。村史館陳列的內容要有趣，規劃空間要有效，能與村民的生活緊密聯系起來，才能成為村民茶余飯后休閑放松的好去處。

二是宣揚在地文化。在地化的鄉土文化，才能讓村史館成為老百姓口口相傳的“學史之家”。每一個村莊都有自己獨特的民俗傳統和歷史文化，扎根鄉土，就可以發展起“一村一特色”的村史館。“鄉土味”和“文化味”是村史館之魂。在建館之時，就要特別注重對村莊內部風土人情和歷史文化的深度挖掘，尊重群眾意愿，征求村民意見，在內容上要充分反映出村莊經濟社會發展和變遷過程、鄉土文化特征、村莊的脫貧攻堅奮斗歷程和鄉村振興的未來規劃等。村史館對內作為村莊文化傳承的“橋梁”，對外是村莊對外交流的“窗口”。村史館立足本村的文化和歷史，回嵌到村莊之中，輸出在地化知識，讓所有在村的村民和來村的游客都能看到即能學到，學到即能實踐。

三是回歸村民主體。讓村史館回嵌鄉土，成為老百姓發揮主體性的“實踐之家”。如何實現村莊文化的主體性，也就是承載文化的最重要的要素——人的主體性發揮作用，是村史館能持續發揮作用的根本保證。村史館要發揮村民的主體性作用，需從經濟權利、治理權利和文化權利三個層面來塑造村民在鄉村文化振興中的主體性。在發揮經濟主體性方面，鼓勵農民結合村莊歷史文化打造特色文創產品，放在村史館內出售，所獲得收入由村民與村史館共享；在發揮治理主體性方面，組織更多的村民參與到村史館的建設和管理之中，培養村民主人翁意識；在發揮文化主體性方面，村史館可以定期組織開展各種村莊文化活動，提高農民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