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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實維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平衡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負責人就《關于辦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答記者問　      

今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關于辦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22〕12號,以下簡稱《解釋》),自2022年4月9日起施行。為便于司法實踐中準確理解與適用,最高法研究室、最高檢法律政策研究室負責人接受了采訪。

問:請介紹一下《解釋》的制定背景和主要經過。

答:近年來,最高法單獨或者聯合最高檢,先后制定《關于審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0〕37號,以下簡稱《2000年動物犯罪解釋》)、《關于辦理走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4〕10號,以下簡稱《2014年走私犯罪解釋》)、《關于審理發生在我國管轄海域相關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二)》(法釋〔2016〕17號)等多部司法解釋,對走私珍貴動物、珍貴動物制品罪、非法捕撈水產品罪、危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罪名修改前為“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罪”)、非法狩獵罪等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和有關法律適用問題作出規定。上述司法解釋的發布施行,對于依法嚴懲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保護野生動物資源和生態環境發揮了積極作用。

2020年2月24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關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依法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動物。2020年12月26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條中增加一款作為第三款:“違反野生動物保護管理法規,以食用為目的非法獵捕、收購、運輸、出售第一款規定以外的在野外環境自然生長繁殖的陸生野生動物,情節嚴重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通過和刑法修改后,亟需對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的司法解釋作出修改完善,確保法律的正確、全面、統一貫徹執行。此外,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近年來涉野生動物資源案件呈現出多樣性、復雜性的特點,上述司法解釋出現一些不能適應當前實際情況的問題。

針對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的新情況和新問題,根據法律修改情況,最高法聯合最高檢,在公安部、農業農村部、海關總署、國家林業和草原局等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深入調查研究,廣泛征求意見,反復論證完善,起草了《解釋》。《解釋》于2021年12月13日由最高法審判委員會第1856次會議、2022年2月9日由最高檢第十三屆檢察委員會第八十九次會議審議通過,自2022年4月9日起施行。

問:請介紹一下《解釋》制定的主要考慮。

答:《解釋》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習近平法治思想,從司法環節發力,依法懲治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為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具體而言,在起草過程中,著重注意把握了以下幾點:

第一,依法懲治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維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平衡。考慮到不同野生動物存在較大差異,《解釋》對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不再唯數量論,而以價值(主要由國務院野生動物保護主管部門根據野生動物的珍貴、瀕危程度、生態價值和市場價值等評估確定)作為基本定罪量刑標準。作此調整后,對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更加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要求,對重要野生動物的保護力度不減,能夠保障相關案件辦理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第二,對破壞人工繁育野生動物資源案件作特殊考量,確保符合社會公眾的一般認知。一方面,人工繁育的野生動物也屬于野生動物資源,應當予以保護;另一方面,對人工繁育技術成熟穩定的野生動物的人工繁育種群和野外種群按照同一標準進行管理,一律適用完全相同的定罪量刑標準,不利于經濟社會發展和野生動物保護,也不符合社會公眾的一般認知。據此,《解釋》對破壞人工繁育野生動物資源案件的定罪量刑規則作出專門規定。

第三,堅持綜合裁量原則,確保寬嚴相濟。《解釋》雖然以價值作為定罪量刑的基本標準,但要求對具體案件的處理要兼顧其他情節。例如,對于具有系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或者為逃避監管,使用特種交通工具實施犯罪等情節的,從重處罰。此外,對相關行為在認定是否構成犯罪以及裁量刑罰時,應當考慮涉案動物是否系人工繁育、物種的瀕危程度、野外存活狀況、人工繁育情況、是否列入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行為手段、對野生動物資源的損害程度,以及對野生動物及其制品的認知程度等情節,綜合評估社會危害性,準確認定是否構成犯罪,妥當裁量刑罰,確保罪責刑相適應。

問:保護野生動物,是維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平衡,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請問《解釋》在從嚴懲治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保護野生動物資源方面有何考慮?

答:當前,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仍然處于高發多發態勢。基于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的態勢,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和刑法修正案(十一)規定精神,《解釋》將堅持從嚴懲治原則、保護野生動物資源作為一條貫徹始終的主線。具體而言,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從嚴設置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解釋》對走私珍貴動物、珍貴動物制品罪、非法捕撈水產品罪、危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非法狩獵罪等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的設置,整體堅持從嚴懲治的原則,就低設置入罪和升檔量刑標準。

二是突出對特定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的從嚴懲治。《解釋》在對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設定定罪量刑標準的基礎上,又基于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要求,設定了從重處罰情節。以危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為例,《解釋》規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從重處罰:(1)屬于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的;(2)為逃避監管,使用特種交通工具實施的;(3)嚴重影響野生動物科研工作的;(4)二年內曾因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受過行政處罰的。

三是對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實現全鏈條懲治。當前,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形成“捕撈/獵捕-收購-販賣”的利益鏈條,不僅要懲治前端的非法捕撈、獵捕環節,也要懲治后續的銷贓環節。基于此,《解釋》明確,收購、販賣非法捕撈的水產品或者非法狩獵的野生動物的,可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定罪處罰。《解釋》還明確了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的以食用為目的非法獵捕、收購、運輸、出售陸生野生動物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

四是推動完善行刑雙向銜接機制。《解釋》明確規定,對于實施本解釋規定的相關行為被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的行為人,依法應當給予行政處罰、政務處分或者其他處分的,依法移送有關主管機關處理。下一步,我們將共同推動建立健全與行政執法機關、公安機關執法司法信息共享、案情通報、案件移送制度,推動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無縫對接、雙向銜接,防止案件處理“一寬了之”。

問:由于經濟社會發展,近年來涉野生動物資源案件呈現出多樣性、復雜性的特點,有關司法解釋的定罪量刑標準不能完全適應案件的復雜情況,相關案件處理引發了關注甚至質疑。請問,《解釋》對此有何考慮,如何保證相關案件的處理效果?

答:由于《2000年動物犯罪解釋》《2014年走私犯罪解釋》均按照涉案動物的數量對相關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作了規定,在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導致相關案件的處理難以適應復雜情況。基于此,《解釋》在條文設計方面作了專門考慮,力圖實現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辦理的“三個效果”有機統一。

第一,將定罪量刑的數量標準調整為價值標準,更好實現罪刑均衡。以往司法解釋按照涉案動物的數量對相關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作了規定。《解釋》考慮到不同野生動物存在較大差異,改以價值作為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的基本定罪量刑標準。需要強調的是,這里的“價值”不僅僅包括市場價值,而主要是由國務院野生動物保護主管部門根據野生動物的珍貴、瀕危程度、生態價值和市場價值等綜合評估確定的價值。作此調整后,對于價值較小的野生動物不再是“一只入罪”,而是以價值為基準綜合考量,體現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要求。

第二,堅持綜合裁量原則,確保寬嚴相濟。考慮到單純依價值標準定罪量刑,仍可能存在偏執一端、不能適應具體案件復雜情況的問題,《解釋》一方面對決定定罪量刑的基本情節即價值標準作了明確規定,另一方面又不唯價值論,而是規定要兼顧其他情節。同時,實踐中,涉野生動物案件的情況十分復雜。基于此,《解釋》作了專門規定,以便司法實踐根據個案具體情況靈活、妥當裁量,貫徹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需要強調的是,司法實踐中要善于運用綜合裁量規則,敢于行使起訴和審判裁量權,妥當處理相關案件。例如,以往司法實踐中常用“兩禁”作為入罪標準,即“在禁漁區使用電魚、毒魚、炸魚等嚴重破壞漁業資源的禁用方法或者禁用工具捕撈的”“在禁漁期使用電魚、毒魚、炸魚等嚴重破壞漁業資源的禁用方法或者禁用工具捕撈的”,即構成非法捕撈水產品罪。但是,上述情形下捕獲的水產品數量差異較大,有的有幾百公斤甚至上千公斤,有的則只有幾斤、價值只有幾十元,而且是初犯,一律入罪,恐失之過嚴。基于此,《解釋》專門規定符合“兩禁”標準的非法捕撈水產品案件,根據漁獲物的數量、價值和捕撈方法、工具等情節,認為對水生生物資源危害明顯較輕的,綜合考慮行為人自愿接受行政處罰、積極修復生態環境等情節,可以認定為犯罪情節輕微,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作為犯罪處理。這一規定賦予司法機關一定的裁量權,可以綜合考慮網具的最小網目尺寸、漁具的功率強度、漁獲物中幼魚比例等情節綜合評判行為對漁業資源的具體危害,實現對案件的妥當處理。對于捕撈水產品數量較少、價值較小,但對水產資源破壞較大的,也應當定罪處罰;對于捕撈水產品數量較少、價值較小,且對水產資源危害明顯較輕的,不予刑事追究。又如,隨著野生動物數量增加,野生動物致害情況不時發生,甚至出現傷人事件。有的農民為了保護農作物不被侵害而采取預防性措施獵捕野豬,對于此類案件,就應當實事求是、綜合裁量。

問:請問《解釋》對涉人工繁育野生動物案件有何考慮,如何保證相關案件的裁判效果?

答:近年來,有的涉人工繁育野生動物案件的處理引發了社會關注。妥當明確此類案件的法律政策界限,確保相關案件處理既于法有據又符合人民群眾的公平正義觀念,是《解釋》制定重點考慮的問題之一。

一方面,人工繁育野生動物也屬于野生動物范疇,也在刑法的保護范圍之內。野生動物保護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對人工繁育技術成熟穩定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經科學論證,納入國務院野生動物保護主管部門制定的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對本法第十條規定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進行調整時,根據有關野外種群保護情況,可以對前款規定的有關人工繁育技術成熟穩定野生動物的人工種群,不再列入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實行與野外種群不同的管理措施,但應當依照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二款和本條第一款的規定取得人工繁育許可證和專用標識”。由此,可以明顯得出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包括人工繁育動物在內的結論。例如大熊貓,不少是人工繁育。將人工繁育的大熊貓一概排除在刑法保護之外,顯然不符合法律規定,也不符合常識常理。

另一方面,人工繁育野生動物確實具有特殊性、復雜性,需要具體分析、區別對待。鑒此,《解釋》專門針對人工繁育野生動物案件的處理規則作了進一步明確,規定涉案動物系人工繁育,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對所涉案件一般不作為犯罪處理;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應當依法從寬處理:

一是列入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的。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科研水平提高,不少野生動物的人工繁育得到突破,一些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已經形成了穩定的、完全不依賴野外資源的人工繁育種群。根據野生動物保護法第二十八條第一款的規定,目前共有三批30種動物被列入相應的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

二是人工繁育技術成熟、已成規模,作為寵物買賣、運輸的。從實踐來看,有些野生動物人工繁育時間長、技術成熟,對相關案件的刑事追究更加應當慎之又慎。例如,據媒體報道,費氏牡丹鸚鵡原生地為非洲熱帶叢林,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二,被核準為國家二級保護野生動物。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費氏牡丹鸚鵡被引入我國,已有30多年人工繁育的歷史,技術十分成熟。由于歷史原因,多數存在證件不全的情況。對于此類案件,追究刑事責任應當特別慎重,要重在通過完善相關行政管理加以解決。

問:“徒法不足以自行。”《解釋》發布后,“兩高”對貫徹實施工作有何考慮?

答:《解釋》是“兩高”深入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重要舉措。《解釋》的公布施行,對依法懲治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保護生態環境,維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平衡,必將發揮重要作用。下一步,“兩高”將指導地方各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嚴格貫徹執行刑法和《解釋》的規定,充分發揮司法職能作用,不斷加大對野生動物資源的刑事司法保護力度。

一是依法懲治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兩高”將采取有力措施,指導地方各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正確理解和準確適用刑法和《解釋》規定,依法辦理走私珍貴動物、珍貴動物制品、非法捕撈水產品、危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非法狩獵等相關案件,突出打擊重點,彰顯嚴懲立場,回應社會關切。

二是強化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的源頭治理、綜合治理。進一步健全完善野生動物資源領域行刑銜接機制建設,助力推動相關行政部門強化野生動物資源行政執法和管理,從源頭上有效預防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的發生。

三是加強普法宣傳工作。認真落實“誰執法誰普法”責任制,結合相關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辦理,注重宣傳生態環境領域恢復性司法理念,引導廣大群眾增強保護野生動物、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革除濫食野生動物的陋習,維護生物安全和生態安全,切實加強生態文明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