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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的數據顯示，2018年全球水產養殖魚類提供了全球超過一半的食用魚類需求，同時養殖產量的提升讓水生食物的人均消費量相比1960年增加一倍，對糧食安全、營養保障及生計、就業等意義重大。水產養殖的發展潛力及其在未來糧食系統中可能扮演的角色變得越發重要。

淡水養殖雖然提供了全球77%的可食用水產品，但從公開發表的論文數量來看，卻遠低于海水養殖。為了提升公眾對淡水養殖的認知，上海海洋大學講師張文博博士與來自英國斯特靈大學、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世界漁業中心等六家機構的專家合作在《自然》雜志撰文，認為水產養殖仍將繼續倚重陸地和淡水，這既包括淡水養殖的產出，也包括陸地可以提供的資源。

對于全球水產品供應和糧食安全保障來說，淡水養殖和海水養殖具有互補性，缺一不可，但同時也都面臨嚴峻的資源環境限制，需要更多創新技術和研究投入以保障其可持續發展。

水產養殖的糧食安全潛力

2020年，《自然》雜志曾發表美國加州大學圣塔芭芭拉分校克里斯托弗·科斯特羅（Christopher Costello）和上海交通大學曹玲博士領銜、多位國際學者的聯合研究，認為海水養殖具有巨大的食物產出潛力。在全球糧食需求持續增長、氣候變化加劇和生態退化的前提下，該研究通過模型預測到2050年海洋提供的可食用水產有潛力比現在增長36-74%，而增量將主要來自海水養殖，可以提供人類新增肉類需求中的12-25%。

張文博領銜的研究團隊認為淡水養殖的增長潛力也不容忽視，且仍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繼續占據水產養殖業的主導地位。一是因為憑借相對低廉的成本和便捷的基礎技術，淡水養殖多年來已經為南方國家為主的消費者提供了負擔得起、可獲得且穩定的水產食品供應；二是因為未來水產消費的增長將主要在南方發展中國家，發展低成本的養殖可以更好滿足未來全球范圍內對水產品額外增加的需求。

為了滿足這種需求，海水和淡水養殖都在尋求可持續的增長之路，但在聯合國食物系統相關討論中，水產養殖因長期處于邊緣化位置而缺乏“話語權”。這意味著，在100億人口大關逼近、全球共同追求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過程中，水產養殖可能因為缺少足夠的重視和支持無法實現發展潛力。

為此，2020年初，來自全球25個機構的100多位專家學者聯合發起了藍色食品評估行動，旨在研究水產品對于人類生計、糧食安全和膳食營養均衡的作用，以及在全球食物體系中的重要性。其2021年以來發布和即將發布的數篇《自然》及其子刊系列文章為將水產品納入世界食物系統的升級轉型提供了科學基礎，希望能激勵決策者發揮水產品的重大潛力，并給予其更多的、應得的重視。

水產養殖與糧食安全

從過去20年來看，體量和價值鏈持續增長是水產養殖的一個重要趨勢。

張文博研究團隊注意到，2000年以來發達國家對水產品需求基本穩定在人均25公斤，并且越來愈多地從南方國家進口，包括淡水養殖生產的巴沙魚、羅非魚和小龍蝦等產品；與此同時，南方國家的人均水產品消費量從 1961 年的 5.2 公斤大幅增長到 2017年的 19.4 公斤，這一增長背后主要是淡水養殖產量的快速發展。“一個是南亞東南亞，再一個是非洲這些地方，這些地區人口增加快、經濟發展發展也比較快，產品的需求增加是非常快的，以后的水產品需求的增量主要在這些地方，”張文博說。他們認為，淡水養殖成本低、技術簡單、對餌料要求低、對環境適應性強，更適合大規模生產和在經濟不發達國家推廣，以滿足全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對水產品和食物的需求。

適宜的養殖方式和技術甚至可以改變一個低收入國家的食物短缺困局。莎昆塔拉·哈拉克辛·蒂爾斯泰德（Shakuntala Haraksingh Thilsted）通過研究含有豐富維他命和礦物質的小魚種的池塘混合養殖，幫助孟加拉國成為世界第五大水產國，且顯著降低了該國營養不良率。2000年以來，這一可持續養殖方法讓孟加拉國農業產量翻了三番，1800多萬當地居民受益，部分亞、非國家也引進了相關技術。蒂爾斯泰德也因此被授予2021年世界糧食獎。

在解決世界糧食安全問題方面，海洋也一直是保障許多發展中國家糧食和營養安全的重要領域。中國是海水養殖大國，海水養殖面積和產量多年穩居世界第一，養殖對象以不投餌的貝、藻類為主，約占總產量的70%。

相比之下，有鰭魚類的海水養殖的設施裝備和飼料成本投入相對較高，目前集中在少數國家。“全球的中產階級是海水養殖有鰭魚類主要消費群體，在中國和一些發展中國家中產階級會增加，對海水魚類產品的需求將繼續保持增長態勢，”張文博說，“主要的淡水養殖種類在遺傳育種、營養飼料、養殖系統等方面的研發投入仍有待增加，以確保其為全球糧食安全做出更大貢獻”。

水土資源限制和技術創新

然而，如何在資源環境的限制下滿足持續增長的人類需求，是咸、淡水養殖同樣要應對的巨大挑戰。在張文博團隊看來，養殖空間雖然重要，卻不是水產養殖發展潛力的主要決定因素，水產養殖的土地和水足跡，主要源于飼料原材料種植環節，淡水和土地同樣限制著淡水和海水養殖的發展。

文章參與者、英國斯特靈大學水產養殖研究所副所長大衛·里特爾（David Little）教授曾對媒體所說，水產養殖消耗的淡水、土地資源以及造成的環境影響主要源自餌料生產環節，依賴餌料投喂的海水養殖和淡水養殖在使用淡水和土地資源、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等方面帶來的環境壓力上沒有明顯區別。

投餌養殖水產的產量占比在2000年到2018年間增加13個百分點到69.1%。海水養殖中，投餌養殖的占比雖不大，但其主要品種為高經濟價值的肉食性魚類。隨著對海洋資源保護的強調，其飼料中添加的魚粉魚油近年來明顯下降，而植物油、植物蛋白等陸地原材料則開始增加。

張文博團隊在文章中以三文魚舉例，2016年生產挪威養殖三文魚的飼料原材料所需的土地面積接近4400平方公里，是其海上養殖面積的十倍大。

破解餌料可持續性限制的主要辦法，是技術創新。這是科斯特羅等人的文章中預估未來海水養殖潛力的重要條件之一。計劃在2050年將產量增加4-5倍到500萬噸的挪威，為了減少魚粉魚油使用，以及可能受限的大豆供應，已開始研究從海洋中層魚類、浮游動物甚至草木昆蟲種養中獲取原材料。

雖然也有研究提及，當前水產養殖飼料所需的陸地原材料大約占全球動物飼料用量的4%，遠低于禽畜類消耗的陸地原材料比例，但從挪威三文魚養殖案例來看，原材料的分布和供應并不均勻，各國面臨的限制也將有所差別。

張文博團隊文章認為，全球淡水養殖集中在水資源豐富的江河中下游和三角洲區域，同時淡水養殖直接占用的耕地面積比例很低。總體上淡水養殖所受的資源限制并不比海水更大，并且也有潛力通過面積擴張、集約化和更有效的資源利用來繼續增長，只是需要更多有針對性的研究支持。

中國：咸淡兩手抓

中國是世界最大的水產品生產國、出口國和消費國，自1985年提出漁業發展“以養為主”方針以來，目前水產養殖產量已占全球的60%以上，且為保障食物安全、減少貧困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在這一過程中，陸海養殖競相增長，海水養殖和淡水養殖產量比重長期維持在“四六分”的格局。不過當前海水養殖貝類居大頭，出肉率相對要低。

按照《“十四五”全國漁業發展規劃》，水產養殖產量和占比還會繼續上升，并且以生態健康為標準，咸淡水并重。除了加快發展池塘標準化養殖、工廠循環水養殖、稻漁綜合種養等健康生態養殖模式，也將鼓勵深遠海養殖模式及其裝備的研發推廣。近年漁業統計年鑒數據可以看出海水和淡水養殖的新趨勢：因水環境治理，中國2018年以來淡水養殖面積持續減少，但總產量保持增長，池塘養殖仍占大頭，稻田養成魚和工廠化集約化養殖產量增長最快；海水養殖中濱海的灘涂養殖產量減少明顯，近海更鼓勵藻類貝類等更生態友好的物種養殖，而當前占比不大的工廠化和深海網箱增幅最大。

“目前，海水養殖大多集中在內灣。”張文博說，對于中國正在推進的依賴裝備技術的深遠海養殖，他提醒到，深遠海設施化養殖現階段在經驗、技術、以及相關海域的海況數據積累較少，在大規模推廣應用之前仍需開展經濟效益和安全生產等方面的可行性研究，科學、審慎論證。

“淡水養殖也在進化，向可持續的集約化方向進化，單位面積產量在持續增長，”張文博說，“關鍵還是看在什么地方和怎么養。” 他建議稱，水產養殖研究需要投入更多人才和資源，也需要更好地平衡淡水養殖和海水養殖，以推動水產養殖發展，保證全球糧食安全。

淡水和海水都是水產品的重要來源，無論人類需求如何增長，資源環境的限制是客觀存在的。上海交通大學曹玲博士也說，“不論淡水海水，不能只看到它們生產食物的潛力就默認一定會繼續增長，而忽視漁業生產系統由于全球變化和人類活動帶來的脆弱性和風險。”

■ 本文首發于中外對話海洋網站。韓擎，曾任界面新聞和新京報環境記者，關注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等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