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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封建制度下，村民為獲得庇護不得不委身于領主，原來的份地也變成莊園保有地。在這塊土地上，一方面，領主擁有領主權，據此征繳租役，實行強制勞役；另一方面，佃戶也擁有一定權利，稱作保有權。他們可以轉移土地，以至買賣和出租土地，佃戶長期持有土地，土地權利穩中有進。在英格蘭，到中世紀晚期，隨著佃農人身解放，佃戶中公簿持有農越來越多，受到王國法院保護，其土地產權邊界也越來越明晰。以佃戶如何處置土地為例，可以看到佃戶對保有地的實際支配力不可低估。

“聯合保有”方式創建

按照封建莊園習慣法，佃戶男性家長是土地保有人，他的名字記載在莊園法庭土地簿上，每個農戶只出現一個名字，極少有例外，以保證佃農保有地完整和勞役規范。15世紀以后，人們發現這樣的慣例正在被打破，土地簿上經常出現兩個名字。1444-1558年間，一項英格蘭家內土地轉移的數據顯示，二人聯合保有的實例并不罕見。聯合保有的另一個人可能是妻子，也可能是兒子。莊園檔案表明，這樣的做法獲得了法庭認可，只要土地保有人攜同選定的聯合保有人一起到莊園法庭見證，更新法庭記錄并繳納一筆費用，即產生法律效力。從此，新加入的保有人與原保有人的名字并列記錄在法庭檔案中，具有同等法律意義，這樣的保有形式被稱為聯合保有。

在法庭看來，聯合保有人是平等的，雙方對土地享有同樣的權利，當第一保有人過世后，土地由第二人繼續保有，并且變成唯一保有人。按照長子繼承制，長子是自然繼承人，沒有必要參與聯合保有，所以參加聯合保有的兒子很可能是家長看中的非長子；不過這種情況不多。聯合保有者大多是妻子,不是兒子。有數據顯示，兒子和妻子參與聯合保有的比例為1∶6，有的地方比例更懸殊。

將妻子設為土地聯合保有人，是因為佃戶丈夫不滿意莊園舊規，關于寡妻繼承土地的慣例，不同地區和莊園的差別很大。有些莊園，妻子可以繼承亡夫的土地，直到她再婚或死后才傳給下一代；有些莊園，妻子可以繼承一半或者1/3的土地；有些莊園則不能繼承任何土地。為保證妻子的利益，土地聯合保有模式得以創生，其主旨不是增添一人來分享地權，相反，是佃戶保有人強調自己的土地權利以實現自己土地歸屬的主張。丈夫生前注冊為聯合保有，他去世之后妻子自動得到土地，規避所謂“寡婦產”的任何規定，無須再經過法庭認定，或支付什么費用。倘若妻子再婚，土地任憑她處置。

新的土地聯合保有和繼承方式，不具有劃一不二的強制性，傳統土地保有和繼承方式依然可行，不過增加一種選擇而已。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傳統和新型的繼承方式并行不悖，以表達保有人多方面的意愿。例如，1509年，在馬沙姆村莊，佃戶威廉·安德魯斯有4英畝聯合保有地、3英畝獨立保有地以及一份家宅，他離世時沒有留下遺囑，由于4英畝耕地是威廉與妻子聯合保有并完成了法律手續，所以這份土地劃歸妻子。另外3英畝獨立保有土地和家宅的產權，則以慣例繼承方式由長子接手。

不過，更明顯地打上土地保有人意愿印記的，當屬“遺囑執行人”繼承方式。

從“臨終土地交付”到“遺囑執行人”

按照中世紀的慣例，當土地保有人去世，繼承人應在最近的血親中產生，諸如子女、兄弟或姊妹。一般將土地完整地傳給一個兒子，通常是長子，少數地方是末子。一直到中世紀晚期，繼承人大多還是在血親中產生，然而長子繼承的規范性和單一性受到沖擊。與此同時，出現了“臨終土地交付”方式，賦予了佃戶更多的權利和選擇。

“臨終土地交付”，即佃戶臨終時擁有的處置土地的權利，是其后“遺囑執行人”方式的先聲。在“臨終土地交付”方式中，佃農保持土地權利到最后一刻。在生命臨終之際，佃農可將土地交付給其心中意屬之人，盡管有違長子繼承制。獲得法庭承認必須經過一定的法律這一方式程序，例如，保有人須有正式的臨終陳述，且有若干男性村民在場作證，俟法庭追認。一旦莊園法庭正式確認，土地保有人姓名便正式變更。該方式享受了庭外土地流轉的權利，法庭事后備案而已。

“臨終土地交付”形式，通常發生在保有人出現特殊境遇、未來得及提前做出安排的情況下。此舉凸顯對臨終之人意愿的尊重，還是一種應急舉措？大概是一種臨時的法庭安排，至于前者，與其說是對逝者意愿的尊重，不如說是對既成事實的承認。這個事實就是，至少對一部分佃戶而言，他們有權決定誰繼承其保有地。在英國這樣一個浸潤著經驗主義、尊重先例的國度里，法律幾乎無不跟隨實踐之后，最初大概偶然為之，若是切合實際，形成共識，越來越多的人都這樣做，也就成為慣例。他們的習慣法就是這樣來的，其間，不排除佃戶和領主之間的博弈。

不久后產生的“遺囑執行人”繼承方式，表明此前的“臨終土地交付”不無社會基礎。兩種模式大同小異，一脈相承，后者更加規范化，不論在什么情況下保有人意愿都可以實現。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歷史學家惠特爾評論說，農民及其土地繼承方式確乎是“以個體為本位的”。遺囑執行人繼承方式，即保有人將土地先交付遺囑執行人，后者再把土地轉移給保有人指定的對象手里。在這里，土地保有人可以將土地轉移給他（她）所指定的家庭內的任何人，也可以是家庭之外的人，只要他（她）愿意。該繼承方式已經突破血緣關系，幾乎唯保有人馬首是瞻。很明顯，在土地契約規定的范圍內，佃農對土地具有幾乎完全的支配權。

根據個人遺囑繼承土地，在英國經歷了長期發展過程。雖然留下的資料不多，但早在14世紀就出現維蘭佃戶訂立遺囑并獲得領主承認的實例。到15世紀，在土地保有契約允許的范圍內，據佃戶生前遺囑處置地產現象增多。在這種情況下，土地繼承不僅無須囿于血親范圍，還可以對土地繼承人附加各種條件，比如要求繼承人支付一定的現金回報等。固然，“遺囑執行人”繼承也須經過法庭確認，而且法律程序更加嚴格，遺囑涉及的土地以及相關情況，先要經過法庭一一核驗，才能最后交到遺囑執行人和接收人手里。

1543—1630年間，在奧韋爾教區，有50份原始遺囑保留下來。在這些遺囑中，22份遺囑涉及兩個以上的繼承人，其中10份遺囑將土地交給一個兒子，同時把現金等財物分給其他子女；其余12份遺囑將大部分土地留給長子，其他兒子也得到維持生計的小塊土地。與此同時，遺囑繼承因素滲入“聯合保有”方式中。按照保有人意愿，從家內親屬聯合保有到后來非親屬聯合保有，甚至若干非親屬聯合保有，并同樣得到法庭承認。

隨著農民土地權利的深化，保有人的意愿成分明顯增進，不僅表現在土地繼承人選定，還表現在地產以什么形式繼承，以及一個繼承人還是若干繼承人等。如上面案例表明的那樣，保有人往往分割土地或兌現土地，然后傳給一人或若干人。于是，一個新的地產繼承形式出現——那就是遺贈，它是遺囑執行人繼承方式的延伸。

遺贈繼承方式以及土地流轉

中世紀晚期的英國，大部分遺囑里都提到土地遺贈，往往不只遺贈給一人。例如，一份文獻里，包含137份遺囑，卻涉及224份土地遺贈，表明遺囑人每每分割財產遺贈給更多的人，而非一人完整地繼承保有地。該項研究表明，最常見的土地受贈人是遺孀，這個群體占36%；第二大群體是兒子，占31%；女兒和女婿僅占6%；其余遺贈給遠房親屬等。可見，妻兒是他們遺贈的優先選項，次之女兒女婿，復次是其他親屬。父親是土地保有人，可是只有1/3的土地分到子女手里，作者解釋道，這與當時較常見的做法有關——先將土地交給妻子，妻子過世時再交給兒子；若是如此，兒子最終還是受贈人主體。不過，先將土地交給妻子，遺孀可能會交給兒子，也可能再婚后交給新夫，還可能將土地變現消費，這取決于遺孀的選擇。

佃戶已經將土地看作是一份財產，不僅因為土地權利的確定性，貨幣地租遂使佃戶領主關系貨幣化，還因為其時存在著相當活躍的土地市場。人們隨時可以將土地兌現，再買也不難，所以一些遺囑人更傾向于將土地轉換為貨幣。不少遺囑明確規定，首先將土地出售，然后以貨幣分贈繼承人，因為貨幣更易于分割，使用起來更方便。接收貨幣的人可購置更合適的土地，也可謀得一份其他生計。很顯然，在遺贈繼承方式的背后，是貨幣化和市場化的經濟社會生活，市場已經成為農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到15世紀，土地市場已經不是什么新鮮事了。隨著農奴制解體，佃農土地的人身依附印記逐漸消失，吸引富裕的城鎮居民、神職人員甚至鄉紳參與到農民土地市場中來。有繼承權的公簿持有地，與自由持有地幾無差別，即使騎士購買這樣的地產也沒有覺得不體面。

農民土地市場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是，非家內土地轉移流行起來。不同于土地轉移主要是血親繼承那樣的傳統做法，現下發展的總趨勢是土地轉移通過市場交易渠道。一些英國歷史學家長時段地追蹤土地市場變化，展示了清晰的變化軌跡。C.戴爾分析了亨伯里等4個莊園卷宗（1375-1540年），認為佃戶土地市場交易的比率逐步提高，以至超過家內繼承。J.懷特則分析了黑文漢姆教區農民家庭土地轉移數據（1274—1558年），證明從中世紀到16世紀圈地運動發生，近兩個世紀土地在非親屬之間交易的比例越來越高。依照J.懷特的統計數據，在13世紀晚期，保有地在非親屬之間轉移達到60%以上；在15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非親屬之間的土地轉移達到70%以上，最高時接近80%。非親屬之間的土地流轉相當頻繁，顯示了圈地運動前土地市場交易相當活躍。

進入16世紀后，這種變化更加明顯。以萊斯特郡為例，據記載，以十年為統計單位，16世紀60年代平均每年有30起土地交易，70年代有45起，80年代有60起，90年代有80起，17世紀頭十年有100起，土地交易逐年增多。土地歸屬更加明確，土地流轉更加頻繁，表明佃戶對自己土地的處置權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市場交易推動了地塊整合，為行將來臨的農業變革創造了前提條件。

（作者：侯建新，系天津師范大學歐洲文明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