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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中央下達大豆擴種任務，再有一個多月，擴種與穩收的答卷就將揭曉……

如何在大范圍擴種時，規避價格風險，減少極端天氣帶來的損害，為豆農兜住基本收益？這些事關農民切身利益的問題橫亙在這場“油瓶子”“肉袋子”的保衛戰面前。

眼下，正值大豆夏管的最佳時機，東北大豆主產區綠意盎然，一望無際的大豆田正在結莢，一粒粒收獲的希望正在生成。今年年初，中央下達大豆擴種任務，再有一個多月，擴種與穩收的答卷就將揭曉……

當前大豆進入生長關鍵期，圖為黑龍江北大荒農墾集團五大連池農場有限公司工作人員駕駛農機進行作業。新華社記者 陸文祥 攝

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大力實施大豆和油料產能提升工程。擴種大豆已被農業農村系統認為是必須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務。

如何在大范圍擴種時，規避價格風險，減少極端天氣帶來的損害，為豆農兜住基本收益？這些事關農民切身利益的問題橫亙在這場“油瓶子”“肉袋子”的保衛戰面前。

為提高農戶種大豆的積極性，不少業內專家建議，要多條腿走路，完善大豆補貼和收入保險政策，支持“保險＋期貨”擴大試點，依靠政府和市場兩只手共同突破問題切口，織密豆農收益保障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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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風險、天氣災害、成本攀升是長期困擾豆農增收的三大難題

多年來，國產大豆遭受著價格風險、極端天氣災害和成本攀升的多重沖擊，保障豆農基本收益的路走得異常艱難。

這一沖擊在2015年表現得最為突出。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5年大豆種植面積為歷年最低，僅651萬公頃（約合0.98億畝）。來自國家發展和改革委的數據顯示，也是在2015年前后，我國大豆主產品成本利潤率開始出現負值。事實上2015年至2019年，國產大豆價格長期在2元/斤以下運行，農民的收益出現一定虧損。

2014年我國大豆畝均成本利潤率開始出現負值。歐陽靖雯 制圖 數據來源：國家發展和改革委

談到近幾年種植大豆的經歷，黑龍江海倫市東興現代農機合作社理事長劉春生喜憂參半。“我清楚記得2016年至2019年，常常開秤就是最高價，年年種地年年賠。直到2020年大豆價格開始一路上漲并一直保持高位波動，老百姓的種植收益才開始增加，但是增加沒有那么多。這主要是因為地價也跟著一路上漲。這幾年看著地租從6500元/坰一路上漲，到今年已經漲到了12000元/坰。”

近年來，我國大豆種植成本不斷攀升，其中地租、農資和人工成本上漲顯著，且明顯高于世界主要出口國的生產成本，再加上價格波動劇烈且未跟上成本上漲步伐，國產大豆種植收益不斷下降，收益長期低于玉米等作物。

除了地租價格處于高位，農資成本也增加了不少。據黑龍江黑河市農業農村部門的專業人士介紹，目前新季大豆種植成本偏高，其中地租和鉀肥成本上漲較多，當地去年大豆平均種植成本是780元/畝，今年已上漲至1000元/畝。其中，大豆種子、化肥及農藥的成本由去年的180元/畝漲至200元/畝。

種植成本的增加，會擠壓部分種植收益。“收入現在還不好說，至少得賣到3.22元/斤才是本錢收入，要是能多打點還好。”劉春生表示，除了地租和農資，現在最擔心的還是天氣和后市價格。

比起三大主糧，大豆市場化程度更高，開放的市場使國產大豆還受國際大豆價格波動影響。國際因素復雜多變，加劇了豆農收益的不確定性。

“美國、巴西等主產國的供給情況決定了全球大豆市場的基本盤，而近年極端天氣、地緣沖突、能源價格、主要貿易國匯率波動等不確定性因素增多，都將加劇國際大豆市場價格風險。”農業農村部信息中心信息分析處副處長、大豆全產業鏈分析預警首席分析師殷瑞鋒提到，國產大豆價格主要受國內生產形勢和食用市場需求特點決定，但由于體量小，其價格仍受到國際大豆市場的影響，特別是期貨價格具有一定的聯動性。

2005-2020年全國大豆畝均成本不斷攀升。殷瑞鋒 制圖 數據來源：國家發展和改革委

殷瑞鋒表示，當前國內大豆主產區播種已結束，進入關鍵生長期，產量如何要持續關注后續的天氣情況。由于今年大豆種植面積預計較上年增加2000萬畝以上，如果不出現極端天氣，大豆產量將增加，秋季收獲后集中上市，對市場價格有一定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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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大豆市場后，政府與市場兩股力量共同探索保障豆農基本收益路徑

十多年間，為保障豆農基本收益，國家出手頻繁。“然而不管是2008年至2014年施行的大豆臨時收儲政策、2014年至2017年執行的目標價格補貼，還是2017年以后實行的生產者補貼，都難以逆轉前些年國內種豆收益下降的頹勢。”殷瑞峰介紹，由于國內成本增速過快、價格風險加大，在2020年之前大豆成本利潤率并沒有改變一路走低的軌跡。

黑龍江黑河市農戶閆雪松向記者回憶，2020年之前自己主要用些“邊角料地”種大豆，畝產低，價格也低，“5年前的大豆價格僅為現在的一半，種豆真賠錢，為了養家只能靠多打零工。”

“過去大豆價格低的時候，就等著掙個補貼錢。生產者補貼、耕地地力保護補貼、輪作補貼……各項補貼加起來每畝能拿300多元。”劉春生告訴記者，即使近兩年國產大豆價格在新冠疫情及極端天氣的大背景下出現上漲，價格處于歷史高位，但他三分之一的收入還是來自財政補貼。

今年黑龍江為完成擴種大豆1000萬畝以上，預計增產26億斤以上的目標，并相繼出臺文件，用“真金白銀”的政策調動農民種植大豆的積極性，明確“原則上大豆生產者補貼每畝高于玉米生產者補貼200元左右”“新增耕地輪作試點每畝補貼150元”。

“我們這兒本身種大豆就是傳統，加上今年的政策紅利，周圍的種植戶普遍都擴種了。”作為當地種豆大戶，劉春生告訴記者，今年他擴種了1300畝，估計補貼拿的能比去年多，目前大豆長勢良好。

為了幫豆農抵御災害風險，除了直接補貼，自2007年開始，中央和地方政府一直積極探索通過政策性農業保險保障農民收入。“保險有杠桿，能花小錢辦大事，發揮財政資金更大的效益。”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風險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張峭向記者舉例，比起直接補貼30塊錢，按照現在6％的保費，30塊錢就能提供400-500元/畝的風險保障。

“大豆比較‘嬌貴’，旱不得澇不得，此前一直是靠天吃飯。”幾年前，劉春生就開始為種植的大豆購買保險。但是，他過去購買的大豆保險多是種植類保險，只能覆蓋大豆種植的物化成本，受災減產只能收回種子成本，對于大豆價低減收沒有任何風險補償。

事實上，光靠政府直接補貼和一般政策性保險，豆農無法抵御價格波動的風險。“之前我買的是大豆物化成本保險，保障低，一畝才保200塊錢，一旦發生大的價格波動和嚴重災害，那哪夠啊。”言語間，劉春生透露著無奈。

為了給豆農生產成本罩上更牢固的“保護罩”，今年5月24日，財政部、農業農村部、銀保監會聯合發布《關于開展大豆完全成本保險和種植收入保險試點的通知》，決定自2022年至2024年，在內蒙古自治區4個旗縣和黑龍江省6個縣，開展大豆完全成本保險和種植收入保險試點。

只是這一政策才剛剛發布，具體執行還需試點地結合自身農業保險業務基礎和工作實際等情況確定，在廣大豆農間推廣普及還尚需時日。

據黑龍江省農業農村廳消息，2022年全省預計大豆保險承保面積4686萬畝，承保覆蓋率達69％以上，同比提高近3％。其中，大豆完全成本保險預計承保面積630.82萬畝，保障程度由每畝200元提高到627元，提升超3倍。記者發現，由于黑龍江的試點才剛啟動，本次大豆完全成本保險承保面積大約僅占該省大豆種植面積的9％，也就是說只有少數豆農能享受到這一政策。

其實在國家出手的同一時間，為保障農戶收益，代表市場力量的保險和期貨行業也在想方設法尋找解決方案。市場的手已更深入地參與到保障豆農基本收益的行動中來。

為化解豆農種植風險，2015年大連商品交易所開始在黑龍江趙光農場開始探索“保險＋期貨”價格險試點。2016年，試點推進到了海倫市，劉春生第一次接觸到“保險＋期貨”項目。

“我們老百姓就知道買種植保險，管價格的保險還一次沒買過，心里沒底。”作為海倫當地的種植大戶，劉春生參與了當地農業農村局組織“保險＋期貨”知識普及，抱著試試看的心態買了一部分，竟然獲得了不小的驚喜。“當年我交了4萬元保費，總賠付金額達到了23.4萬元。”

更大的驚喜來自2019年。當年大連商品交易所將“保險＋期貨”模式升級，兼顧目標產量和價格，并由分散試點拓展至“縣域覆蓋”，“試點縣投保面積不低于60％”。作為試點縣之一，海倫市當年的項目成為迄今面積最大、賠付額最大的大豆“保險＋期貨”項目。

“2019年遇到了水澇，大豆被風刮倒，減產了20％—30％。那時候保費比之前沒多交多少，但最后給我賠付了89.5萬元，這真的是看得見的實惠。”劉春生表示，希望未來能爭取所有的耕地都參加試點。

3

大豆市場化程度高，各方運用期貨市場轉移風險的訴求不斷增加

這個讓劉春生們受益的“保險＋期貨”項目就是保險行業與期貨行業攜手為農民兜住基本收益的創新實踐。

與其他農產品相比，大豆市場化程度高，與之配套的期貨市場同樣如此。大商所早在1993年就推出大豆期貨合約，如今大豆期貨是我國上市較早、累計成交量最大和交易最規范的品種之一，交易規模長年穩居世界第二位。

不過，期貨市場的“熱鬧”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與普通豆農的關系是微乎其微的。由于農戶直接參與期貨市場存在認知能力、準入門檻、業務操作等太多限制，期貨市場直接服務農民收入保障的實踐舉步維艱。

“普通農民離期貨遠，但對保險更熟悉，幾乎每個行政村都有保險員。”張峭說，然我國農業保險事業起步晚，但是發展速度非常快，目前中國已是全球農業保險保費規模最大的國家。

據張峭介紹，過去保險行業也曾經歷過以現貨價格為理賠依據的價格險探索，但早期因現貨價格采集缺乏公開透明機制，使得以現貨價格作為承保理賠依據的可信度不高，制約著價格保險的發展。

轉折點就發生在“保險＋期貨”項目橫空出世后。2015年，大連商品交易所組織期貨公司和保險公司，基于保險易于為農民理解和接受的特點，借鑒美國的經驗，探索出“保險＋期貨”服務農民收入保障的新模式。自2016年以來，“保險＋期貨”已連續七年寫入中央一號文件。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再次強調，優化完善“保險＋期貨”模式。

因不變甚至更低的出資比例卻有著更高的保障水平，“保險＋期貨”項目在試點地區的豆農間頗受歡迎。

“對我來說就是買了一份更‘劃算’的保險。我每年出的保費并沒有變化，都是12.5元/畝，區別是‘保險＋期貨’賠付是按照大豆期貨的價格進行計算金額，去年每畝保了700多元，比過去投保的政策性保險保額高了不少。”閆雪松說，現在自己時不時也會看看期貨走勢，“期貨價格就跟股票一樣會實時起伏，我覺得理解起來并不復雜。”

其實保險公司和農戶一樣都害怕大豆價格下跌賠錢，也想要“保本”，有“再保險”的需求。“保險＋期貨”實際上是保險公司向期貨公司買入看跌期權，若未來價格真的下跌，保險公司將能從期貨市場獲利，繼而擁有更多資金來完成對收益受損農戶的賠付。

“保險公司也有轉移風險的需求，如果碰到農戶連年收益受損，保險公司有可能因為每年賠付的金額過高而沒有積極性去做保障程度更高的農業保險。”張峭介紹，“保險＋期貨”并非一份簡單的保險，本質上是希望利用期貨市場屬性，開展雙向交易進行風險對沖，進而為投保農戶鎖定利潤。

據了解，“保險＋期貨”項目對豆農收益的保障水平最高能達到80％以上，遠遠超出過去政策性保險保障水平（一般大約在20％—50％）。

“如果今年大豆上市的價格還在高位，算上各種補貼，再加上‘保險＋期貨’的保障，預計今年大豆的收益不會差，比種玉米還要高一些。”閆雪松告訴記者，今年他也響應號召擴種了100多畝大豆。

大商所數據顯示，2015年項目實施以來，截至2021年底大豆“保險＋期貨”試點達57個，涉及種植面積880.85萬畝，農戶284696戶，保險理賠2.94億元，有效保障了豆農收益。2022年，大商所繼續在全國8個省區立項14個大豆“保險＋期貨”收入保險項目，覆蓋面積204萬畝，約8.5萬農戶受益。

這是一項包含豆農、農業保險、期貨市場在內的多方獲利的共贏舉措。“對豆農來說，參加‘保險＋期貨’能獲得更高的收益保障。而對農業保險行業來說，與期貨市場的結合推動了其向‘保價格、保收入’轉型，防范自然災害和市場變動雙重風險的能力得到了提升。”張峭向記者介紹，過去保險公司要想為豆農提供更高的收益保障的農業保險，意味著自身承擔的風險將變大，而再保險、大災風險基金、“保險＋期貨”等是其分散自身風險的有效辦法。

“對期貨市場來說，通過和保險市場密切合作，找到了一個服務農產品價格波動風險管理的有效途徑，使各類農業經營主體的風險防范意識和能力得以增強，也間接推動了農村信用體系建設。”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研究院研究員李正強（大連商品交易所原黨委書記、理事長）表示，7年的發展實踐，“保險＋期貨”模式已探索出了一條適合中國實際、保障農民穩收增收、提升農業補貼資金使用效率的有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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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點范圍難以迅速擴大，“保險＋期貨”遭遇項目可持續難題，保費來源是癥結

即便農戶反響好，“保險＋期貨”項目卻難以在全國迅速擴大試點范圍。根據調研，保費來源是癥結。在充分保障農民利益的前提下，如何讓保費更穩定和可持續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農民是最大的受益者，參加過的都知道，‘保險＋期貨’既管產量又管價格，就是如果能擴大試點面積就更好了。”劉春生說，每年參加時都爭取把自己種的大豆都申請上，但該項目還難以覆蓋所有鄉鎮和農戶，現在就怕沒有試點。

據記者了解，前期“保險＋期貨”保費的五大來源分別是中央財政、省級財政、縣市財政、大商所的項目補貼和農戶出資。大商所在模式的啟動和推廣過程中，扮演了主要資金扶持的角色，大幅降低了農民的保費負擔。記者發現，在早期的試點項目中，大商所補貼保費一般超過50％，三級財政接近30％，農戶出資一般在10％左右。

如2020年南華期貨聯合陽光保險在黑龍江海倫市開展的大豆“保險＋期貨”項目的保費中，大商所項目補貼達到了28元/畝（占比59.57％），中央財政承擔6.4元/畝（占比13.62％），省級財政補貼4元/畝（占比8.51％），縣市補貼3.6元/畝（占比7.66％），農戶承擔5元/畝（占比10.64％）。

不過，為使項目可持續，大商所的補貼正在逐步退坡，同時近年來三級財政里中央和省級每年的補貼比例略有下調，而縣市級別財政出資逐年增加，支出壓力增加。以海倫的大豆“保險＋期貨”項目為例，其縣市級別財政出資額已由2019年的367萬元，增加至2021年596萬元，三年間增長62％。全國范圍來看，2022年，大商所立項的14個大豆項目中，交易所計劃補貼比例已降至26.13％。

“總不能讓農戶多出錢吧，再說他們也掏不出多少錢，交易所的補貼一變少，壓力就全在縣市了。”陽光農險海倫支公司項目經理袁大亮介紹，若縣級財政壓力進一步加大，地方政府參與積極性可能會下降。

“若每年保費過度依靠大商所的項目補貼，顯然不可持續。”南華期貨項目經理何琳表示，近年來保費多元化成了新的探索方向。不少業內人士建議，在提升政府財政資金補貼的同時開展多樣化模式，如引入種子公司、農資公司、銀行等多渠道解決保費問題。

為提升財政補貼資金使用效率，何琳建議，可將每年給豆農的補貼進行拆分，拿出小部分資金用于保險補貼。“如將大豆種植者補貼248元/畝劃分為218元/畝的種植者補貼＋30元/畝大豆價格險補貼，或是將省內總補貼資金總額拿出小部分，成立大豆價格險專項資金，通過競標方式形成項目制，讓豆農得到更實際的好處。”

這樣的建議在國際上是有實例可循的。據李正強介紹，作為世界大豆第一大出口國，美國從1938年就開始了利用保險為農場主提供基本收入保障的嘗試，經過80多年的探索，目前已形成了“保費以政府補貼為主、農產品期貨市場價格為保險理賠依據、保障農場主基本收入為目標”的發展格局。

“中美國情和農情不一樣，美國規模化農戶多，資金實力更強，風險意識更強，自繳的比例也更高，更愿意購買保險甚至有能力深度參與期貨市場。”華安期貨項目負責人李莉提到，7年來我國的“保險＋期貨”項目不斷在探索更適宜“大國小農”國情之路。

“在提升農戶收入保障方面，我國市場化運營的程度需要進一步提升、期貨市場價格發現與風險管理的功能需要進一步發揮。”李正強建議，未來應深入探索立足于中國農村發展實際，“以保障農民基本收入為目標、以政策性農業保險為主要手段、以政府補貼為主導、以農產品期貨市場為重要支撐（提供定價與理賠依據）、保險、銀行和期貨等多方機構密切協作、市場化運行”的發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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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多方參與和差異化調整，實現多條腿走路，共同織密豆農收益保障網

經過多年的試行、推廣，我國的“保險＋期貨”模式在創新中也不斷迭代。

近年來，為增加保費來源、便于貸款、解決后端售糧等目的，“保險＋期貨＋N”的模式已經普遍運行，通過匯集產業鏈上下游力量，共同促進農民保收增收。

“以‘保險＋期貨＋基差’為例，在項目運行結束后，為幫助農戶解決糧食銷路問題，通過固定基差，給予農戶點價機會，讓農戶再次獲得收益。”大商所相關負責人表示，通過“保險＋期貨＋基差”的形式可嵌入訂單農業，以試點訂單推進“專地專種”“專品專供”，推動專用大豆生產，這種“定制式”經營也更符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際。

再比如，“保險＋期貨＋銀行＋擔保公司”模式。一般銀行信貸更關注經營風險和信用風險，而農業靠天吃飯的屬性讓一般的農戶難成為銀行放貸對象。引入農業擔保公司，就能讓擔保公司來承擔農戶信用風險，以此解決銀行在“保險＋期貨”模式中的信貸顧慮。

未來，要實現“保險＋期貨”模式的可持續發展，還需在精細化上下功夫，打造更具差異化的產品。

我國不同區域的大豆產量、風險、成本、收入不盡相同。“當前大豆‘保險＋期貨’項目中主要以收入保險為主，是以當地平均的畝產×目標價格來計算保額，但實際生產經營過程中畝產可能存在較大差異。”張峭表示，未來在承保前，對風險評估和費率的分區方面應更精準，以便實現最佳的收益保障效果。”

“大型合作社與普通種植戶均參加同一個項目，在秋季測產過程中往往大型合作社的產量高于普通種植戶很多，理賠效果也不同。”對此，何琳建議，未來可針對不同主體如農場、大型合作社、普通種植戶；針對不同積溫帶如第三積溫帶、第四積溫帶、第五積溫帶等地區進行差異化調整。

此外，不同品種和品質的大豆對最終的收益也有影響。“若不分品質所有大豆采取相同的保額計算方式，那對高油、高蛋白、富硒等高品質大豆可能并不公平。”何琳介紹，目前可通過創新項目設計來解決這一問題，比如為高品質大豆設計特殊的“保險＋期貨”項目方案，滿足不同農戶差異化的風險管理方案。

“近幾年的實踐表明，‘保險＋期貨’是符合中國實際、市場化運行的農民收入保障模式。以‘保險＋期貨’模式為切入點引入糧食貿易企業、銀行、保險、期貨等多方協作，能真正幫助農民實現收入保障。”李正強認為，未來應鼓勵金融機構、龍頭企業等市場主體更加積極地參與，讓市場與政府力量協同聯動，實現多條腿走路，共同織密豆農收益保障網。

作者：農民日報·中國農網記者 歐陽靖雯 見習記者 侯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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