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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中華民族創造的悠久燦爛文明為世界各民族發展提供了寶貴經驗。近代以來，為擺脫列強入侵、積貧積弱、內憂外患的不利發展局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了百年探索，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與國家富強，走出了一條不同于西方社會的發展道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我國邁入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發展階段，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新發展階段的主要目標之一。

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這表明我們黨對共同富裕的認識達到了新的理論高度，深刻反映了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的深邃認識和準確把握，開拓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境界，是中國共產黨人對科學社會主義的重大貢獻。

追求共同富裕貫穿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形成和拓展的歷史過程。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源于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創造，是黨團結帶領人民探索開創的，黨的領導是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獨特的政治優勢。共同富裕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中國特色，是全體人民通過辛勤勞動和相互幫助，普遍達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強、環境宜居宜業、社會和諧和睦、公共服務普及普惠，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我們要結合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取得的成就和面對的問題，深入學習和理解共同富裕思想的內容，把握共同富裕思想的精神內核。

從思想淵源來看，共同富裕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歷史經驗相結合、理論聯系實際的產物，與西方社會理論中的福利主義思想有著根本的區別。

長期以來，中西方對于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產生了不同的理論。資本主義社會存在著生產資料私有制與社會化大生產的根本矛盾，西方社會理論中的相關討論大都圍繞這個根本矛盾展開。在發展理論中，西方經濟學強調優先“發展極”，即優先發揮工業主導部門、工業資本和投資的作用作為經濟起飛的條件，使用工業要素改造傳統農業以形成發展的增長極與“大推進”動力。這在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會導致收入不平等、貧富分化甚至社會分裂，引發一系列政治社會問題。為實現經濟與社會同步發展，一些經濟學家強調工農業和區域平衡發展的必要性。在此基礎上，西方國家通過福利制度來調節收入分配和完善各類社會福利項目，以實現社會平衡發展。但正如一些西方思想家指出的那樣，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是以破壞和清除傳統地方社區和共同體為前提的，大規模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剝離和疏遠了人們的社會紐帶和社會關系，失業、貧富分化、種族歧視和社會撕裂是個體主義極端發展的后果，這也成為我們理解西方以個體和團體保障為標志的國家和社會福利政策的基礎。總之，西方的福利政策乃至“福利國家”是建立在弱化社會關系、強化個人權利、強調個體福利與國家發展對立沖突的基礎上的。這種發展與福利間的沖突正是馬克思所強調的資本主義根本矛盾的反映，當前西方社會中族群對立、政治極化、民粹主義泛濫等大都與此有關。

與西方福利思想的淵源不同，共同富裕思想在中華民族共同體中由來已久。早在先秦時期就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大同思想。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同志指出：“現在我們實行這么一種制度，這么一種計劃，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強些。而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大家都有份。”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同志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位置，對共同富裕理論作了新的闡釋，對共同富裕目標作了新的部署，對共同富裕道路作了新的探索，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朝著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邁進了一大步。在此基礎上，黨中央根據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變化，圍繞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新向往，提出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要求和戰略部署：“十四五”時期，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到2035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到本世紀中葉，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黨中央的重大戰略部署完整勾畫了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時間表、路線圖，既體現了歷史發展的延續性，又順應了新時代發展的要求和方向，符合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反映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彰顯了黨的初心使命。

可見，共同富裕思想不同于西方的福利思想，是中國社會發展理論和實踐的結晶。在理論上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原則，根源于中國傳統思想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理論，在實踐上則與中國高速、穩定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緊密相連。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道路與資本主義工業化、城市化相比有著鮮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征，前進道路上的成就和挑戰是我們理解共同富裕思想的實踐基礎。就當前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進程而言，共同富裕思想所直接面對的挑戰就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現階段，這些矛盾主要表現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與收入之間，我們可以稱之為“三大差距”或“三個不平衡”。從實踐層面而言，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縮小“三大差距”是關鍵。

推動城鄉融合，走中國特色城市化之路

城鄉融合是最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發展特征之一，是共同富裕思想在發展領域的重要表現。城鄉融合發展，就是要徹底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并超越單方向、單維度的城市化，建立城鄉互動、交流、融合的發展格局。

從溯源的角度看，城鄉二元對立并非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特征，而是西方工業革命以來形成的發展路徑。西方國家的城市化實際上是以城市文明取代鄉村文明的過程，以個體化為基礎的多元主義、消費主義和極端平權主義成為現代城市文明的主要特征，這些特征在西方社會中有著源遠流長的思想基礎。

反觀中國城鄉發展的歷史，則呈現出不同于西方城市化道路的鮮明特征。在傳統中國，城市既是廣大鄉村社會的管理機構，又與鄉村存在有機的經濟與社會聯系。明清時期，以市鎮為中心的區域商品經濟非常發達，形成了星羅棋布的中心城鎮。城鎮是農產品和手工業產品的貿易和集散中心，而農村則是城鎮的“鄉腳”。城鎮和鄉村之間有著密切的共生關系。鴉片戰爭以來沿海的貿易城市成為掠奪農村原材料和傾銷外來工業品的基地，城鄉對立由此產生。新中國成立后，考慮到復雜多元的國際國內環境，國家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由于重工業都集中于城市，因此形成的城鄉關系基本是以工業為核心的“鄉村支持城市”“農業支持工業”的發展模式。

改革開放以后，城鄉關系開始發生巨大變化。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由鄉鎮企業所引領的工業化帶來了第一波發展高潮，發展的重點和重心都在農村。此后，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沿海地區“世界工廠”的興起，大量的農村勞動力離土離鄉，涌向沿海工業城市，中國開始了迅速的城市化過程。但中國的城市化過程與西方不同，最為突出的現象就是伴隨著城市化的發展，中國形成了規模巨大的外出務工人口。在世界歷史上，城市化引起的人口流動多表現為單向度的人口遷移，而中國則表現為雙向乃至多向的、持續的人口流動，且規模之大史無前例，2020年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發現已達到了3.76億人。近年來，有些學者從對流動的制度和政策障礙研究轉向對務工人員流動“動力”的研究。一些研究發現，外出務工人員的雙向流動是一種“亦工亦農、亦城亦鄉”的常態，農民外出、流動、回鄉形成了復雜的家庭結構分工，家庭所處的生命周期也會影響農民工的留城和返鄉意愿，贍養老人和撫養孩子是農民工返鄉的主要動力。隨著農民工的流動性返鄉，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通過這些流動的人群傳播到鄉村，而由“養育出色的孩子”這一觀念所支撐的農民工，也為城市文明帶來了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核。農民工返鄉還帶來了資金的跨城鄉流動，他們回鄉村蓋房、在縣城買房，土地、勞動力與資金在城鄉之間形成了持續交流的互動過程。這是由“家庭本位”的中國文化特點導致的。近年來，雖然東部大城市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增長不快，但是中西部廣大腹地的三四線城市尤其是縣城成為城市化的主戰場，只是這個“主戰場”是以外出人口返鄉購房、結婚、陪讀為主。

黨的十八大以來的脫貧攻堅戰及鄉村振興加快推進了城鄉融合的發展。在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過程中，國家及社會各界對鄉村地區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徹底改變了中西部廣大腹地農村的基礎社會和公共服務狀況，這不僅使貧困農民不愁吃、不愁穿而脫貧，還為城鄉融合發展真正鋪好路、架好橋。在這個意義上，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遠遠超越了救濟、福利的意義，而更具有發展戰略的意義，這也是與西方福利思想和政策的根本不同之處。中國經濟社會的真正發展并不限于大城市，城鄉之間尤其是縣域也是充滿活力的發展地帶。這是共同富裕思想表現在城鄉發展方面的戰略意義之所在。

下好全國一盤棋，推進區域均衡發展

地區間的發展不均衡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具有全局意識，加大國家能力在區域間的平衡和調節力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需要“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對重點生態功能區、農產品主產區、困難地區提供有效轉移支付”“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并提高精準性”。依靠加強中央政府的調節能力來促進區域間的平衡發展，一是要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二是要利用政策因素加快實現區域間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當前，我國已經建立起一個規模巨大的財政轉移支付體系。中央政府對不同地區給予各種類型的財政轉移支付，以促進地區間財力均等化，這主要是通過從東部發達省份汲取更多財政收入，轉移到中西部欠發達省份支出。目前財政轉移支付體制在促進共同富裕和區域平衡發展的效果仍然有提高的空間，如何優化專項轉移支付設計，提高其精準性也需要深入研究。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理念與政策工具。這是指全體公民都能公平可及地獲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其核心是機會均等，而不是簡單的平均化和無差異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推動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也展開了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改革和重建。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后，我國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快速發展。

但是，作為一個廣土眾民的大國，我國在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過程中仍面臨諸多挑戰。首先，一些“基礎性、普惠性、兜底性”基本公共服務仍然供給不足，尤其在“一老一小”群體，即養老、育幼等方面還存在明顯短板，不能滿足人民群眾的實際需要。當前我國面臨著嚴峻的人口老齡化，對基本公共服務提出了很大挑戰。其次，在養老、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中，城市和農村、職工和居民之間的籌資和保障待遇差距很大，最典型的表現便是“正規就業”和“非正規就業”人員之間的巨大差距。此外，我國當前處于由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關鍵時期，國家在經濟發展和民生保障方面需要一定平衡，尤其不能陷入福利主義陷阱，需要在高質量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這也給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帶來了很大挑戰。

聚焦收入分配，擴大中等收入群體

無論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是什么，共同富裕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收入差距的逐步縮小。習近平總書記分別對低、中、高三大收入群體的相關政策有過明確論述，“低收入群體是促進共同富裕的重點幫扶保障人群”“著力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要抓住重點、精準施策，推動更多低收入人群邁入中等收入行列”“要加強對高收入的規范和調節，依法保護合法收入，合理調節過高收入”“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對于低收入群體重點是“幫扶保障”，對高收入群體是“規范調節”，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縮小收入差距的關鍵所在。

21世紀以來，我國中等收入群體人數快速增加。但是，這一群體的發展依然面臨問題。一是在人口中的比重仍然遠低于發達國家；二是中等收入群體的內部結構不合理，以中低收入者為主。從社會研究的角度入手，應該對中等收入群體的界定標準、構成變化進行深入研究。高校畢業生、技術工人、中小企業主、個體工商戶、進城農民工、基層一線公務員及國有企事業單位基層職工等是壯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重點人群，而其中進城農民工群體應成為壯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政策重心。

打贏脫貧攻堅戰標志著我國消除了絕對貧困，以建檔立卡為主要手段的精準識別是其重要前提。但當前我國低收入群體依然規模龐大，對于這部分人群，除了夯實幫扶保障措施之外，社會建設也是具有戰略意義的長遠措施。無論在農村還是城市，許多低收入群體家庭面對“隱形低收入”甚至“隱形貧困”問題，只有靠家庭和諧、鄉風文明、社區建設和守望相助才能予以實質性幫扶。

對于高收入群體，除了通過國家法律和稅收政策等予以規范調節外，還應該進一步探索第三次分配的實現機制。第三次分配是道德驅動的分配，包括公益慈善、社會救助、志愿服務等。與第三次分配相配合的，是如何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形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會風尚。費孝通先生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發出“富了之后怎么辦”之問，提出通過“文化自覺”實現真正與物質生活富裕匹配的精神富裕，這種精神富裕的核心在于“推己及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實現真正的“美美與共”和中華文明的全面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