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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農業大國，也是世界上農作物最早的馴化地之一，長期的農業實踐不僅摸索出一套精耕細作的農業生產技術，并通過可持續性農業推動了中華文明的發展。盡管古人沒有提出系統的可持續發展理念，卻在實踐中將其精髓貫穿始終。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得益于古人提倡的天、地、人三才理論，該理論以人為主導合理協調天、地、水土與農作物的關系，保證了農業持久穩定發展，其中關鍵性的技術支撐在于以下三方面。

因天時、順地利，因地制宜的土地利用形式

土壤是農作物養分、水分的供應者，供給與消耗，農業生產中的往復循環，使中國古代農民不僅掌握了辨識土壤的技術，也致力于施肥、用肥、因地制宜利用土地。

辨識土壤是利用土壤、改造土壤的前提，古人辨識土壤來自兩個方面，辨方是立足于整個國家，著眼于宏觀尺度認識土壤性狀。最早的辨方出自成書于戰國初期的《禹貢》，《禹貢》劃天下為九州，并依宜農狀態，分九州土壤為九等。物土側重于種植農作物的每塊農田。先秦諸子有關物土的論述很多，其中《荀子·王制》稱：“相高下，視肥墝，序五種……治田之事也。”而物土的核心在于因地制宜安排農作物，根據土壤性狀確定與農作物的對應關系。

從選擇利用土壤到改良土壤。中國早期農業屬于輪荒耕作制，人們將土地分成幾塊，土壤肥力通過輪流撂荒而自然恢復，農作物也在撂荒—耕作循環中不斷更換土地。大約從春秋以后土地進入連續使用，人工補充土壤肥力出現。《周禮》《氾勝之書》《齊民要術》等農書記載，最初補充土壤肥力的辦法，是糞種而不是糞地，即將糞汁裹在種子上。糞種的肥效只在種子萌生階段，針對農作物的全生長期，隨之出現了糞地，這就是通常所說的施肥。

施肥的前提是積肥，宋人陳旉《農書》提到牲畜糞肥以及“燒燃之灰，簸揚之糠粃，斷藁落葉”外，河泥可為上乘。且“凡農居之側必置糞屋，低為檐楹以避風雨飄浸，且糞露星月亦不肥矣。糞屋之中鑿為深池，甃以磚甓，勿使滲漏。凡掃除之土，燒燃之灰，簸揚之糠粃，斷藁落葉，積而焚之，沃以糞汁積之”。宋代，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已轉向江南太湖平原一帶，這里也成為精耕細作典范之區，宋人秦觀曾有這樣的感慨：“今天下之田，稱沃衍者莫如吳、越、閩、蜀，其一畝所出視他州輒數倍。彼吳、越、閩、蜀者，古揚州、梁州之地也。按《禹貢》揚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等最為下，而乃今以沃衍稱者何哉？吳、越、閩、蜀地狹人眾，培糞灌溉之功至也。”積肥之后，如何施肥同樣重要，陳旉《農書》談道：“視其土之性類，以所宜糞而糞之，斯得其理矣，俚諺謂之糞藥，以言用糞猶用藥也。”用糞講究因時、因地、因作物合理施肥。

因地制宜的土地利用。土壤只是農作物的立足之地，農作物每粒種子都帶著地理信息，因此擇水土之舉，不僅起步于農業肇始階段，也貫穿于全部發展歷程。每方水土都有屬于自己的農作物，建立作物與水土的對應關系就是因地制宜。而這樣的舉措早在春秋時期的農事活動中就已存在，從那時推向后世，遍及全國各地。

精耕細作的農業生產技術

精耕細作的耕作制度是支持中國傳統農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施肥只是其中一個環節，選種、育種、耕作、整地、播種、中耕除草、灌溉、收獲，當代耕作學中的主要內容，古人都早已納入實踐，并成功地實現了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先秦文獻《呂氏春秋》提出一連串問題，幾乎包括了農耕生產所有環節，反映的正是這一時期農民早已思考且正在進行的實踐。

自《呂氏春秋》之后，西漢《氾勝之書》、北魏《齊民要術》將耕作的各個環節逐次呈現在人們面前，其中“耕”是傳統農學的核心，伴隨耙地、耢地、水田耖地等系列操作以及施肥，將為農作物營造立足之地視為重中之重。若概括中國農業的精耕細作，大半用力于土，另一半用力于作物，且通過除草、耘田、追肥、灌溉完成，其中的勞動不只有“鋤禾日當午”，各個環節貫穿于每個農時。

從廣度開發到深度開發的農業種植制度

廣度開發為土地拓展，深度開發為以輪作為核心的復種。中國古代農業實行的輪作包括：以增加收獲次數為目的，同一塊土地實行一年多熟制以及以維護土地性能為目的的輪作。

輪作有兩種，一是以維護土地性能為目的進行輪作。一塊土地連年種植同一種農作物，吸收的營養元素一樣，土壤會因此而貧瘠。每種農作物都有對應性的病蟲害，一塊土地連年種植一種作物，就等于提供了某種病蟲害的穩定生長條件。輪作可以有效地緩解這些問題，比如禾谷類作物對氮、鉀的吸收量較多，而對鈣的吸收量較少，豆科作物卻正好相反，實行這兩種作物輪作可以成功地均衡土壤養分。《齊民要術》指出：“凡谷田，綠豆、小豆底為上，麻、黍、胡麻次之，蕪菁、大豆為下。”按照谷類作物與豆科作物對土壤養分的需求，這兩類作物輪作正好構成養分互補。二是以提高收獲次數為目的進行輪作。農業生產為民生提供了衣食，而人口也在農業的滋養下不斷繁衍。滿足增殖人口對糧食的需求，擴充土地是一種途徑，提高土地利用率、實行農作物的多熟制也是一種途徑。

輪作需要知天、知地、知農時，對于天、地、農的認識來自農民的勞作，而實行輪作則取自人們的需要。以冬小麥為核心的兩年三熟制，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已在今山東一帶實行，并逐漸盛行于華北地區。與北方兩年三熟制比較，南方實行一年兩熟稻麥輪作，這項技術在宋代成熟。水稻本是水鄉環境的物產，實行稻麥輪作就是在水田中植入旱地作物，這樣的水旱輪作方式，即使在今天世界主要植稻區也十分罕見。依憑一年兩熟的輪作，江南不僅獲得兩季收成，養活了更多的人口，而且推動農業技術向前邁出了一大步。

長江流域自秦漢以來一直實行“火耕水耨”的易田制，土地利用率最多50%。“安史之亂”后北方人一路南下，人口壓力推動江南土地利用率從50%發展到100%。土地連作后，采用北方稻田盛行的“拔而栽之”的復栽技術，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插秧技術。水稻在農田中的占地時間為5至8月，冬小麥為9至5月，稻麥兩種作物在時間與空間上正好填補了彼此空白，為改變南方平原地區土地利用形式與輪作制度創造了條件。一年兩熟稻麥復種輪作不僅將江南的土地利用率從100%提升到200%，也使農作物的產量翻了一番。太湖平原在一年兩熟稻麥復種輪作的支撐下，有著超乎其他地區的富庶，推動了中國古代經濟重心的南移。

人口史研究告訴我們，兩千多年間，中國人口從兩千萬、五千萬到八千萬、一億，至清嘉慶年間達到四億，人口繁衍的背后是農業生產提供的產品。這一路攀升的人口數字證明了中國農業與農業技術的成功。在工業社會沒有到來的幾千年中，農業成就了一切社會發展的基礎。

作者：韓茂莉

■ 北京大學古地理與古文獻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