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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我國正處于新冠疫情防控政策持續優化時期。針對這一新形勢，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近日連續兩天召開座談會，聽取有關方面專家的意見建議，提出“走小步不停步，不斷完善診斷、檢測、收治、隔離等措施，加強全人群特別是老年人免疫接種，加快治療藥物和醫療資源準備”。

多方數據已表明，新冠病毒奧密克戎變種毒株的重癥率、死亡率逐步走低，但隨著防疫措施持續優化，疊加冬春季疫情高發，老年人等脆弱群體將面臨更大疫情風險。如果醫療救治體系無法有效承接，就可能將加重患者病情，甚至也可能發生“醫療擠兌”。

對此，早在11月11日，國務院新冠疫情聯防聯控機制就印發通知要求各地，“做好住院床位和重癥床位準備，增加救治資源”，同時特別強調要滿足重癥高風險和老年患者的治療需求。

在此基礎上，國家衛健委醫政司也于近日印發了《關于開展重癥醫療資源有關數據調查工作的函》，要求調查各轄區內除部隊醫院以外的全部二級以上醫院，開放床位數、ICU（重癥監護室）床位數、ICU醫護人員數、重癥搶救設備數等信息，旨在“全面準確了解我國重癥醫療資源分布現狀，掌握重癥救治能力”。

當此之時，全面摸清我國ICU資源底數，并通過人才建設、床位布局、醫療管理、醫改政策等機制，加強重癥救治能力，顯得迫在眉睫。

基層醫院重癥監護面臨較大壓力

實際上，為應對防疫政策調整新形勢下可能出現的問題，各地已經在積極完善公共衛生應急設施。如廣州方面就披露，“全市現有定點、亞定點、方艙醫院可用于收治感染者病床數近9萬張，及2000張以上的ICU重癥床位的應急儲備”。

然而，不是我國每個地方都能達到廣州的標準，在一些中西部地區、欠發達地區或廣大農村地區，盡管也已經過三年疫情考驗，但在應對疫情的軟硬件設施，尤其是ICU資源上仍存在諸多短板。

據我從西部某大型城市了解到，在該市脫貧不久的一個山區縣，當地的縣人民醫院ICU科室只有16張ICU床位，即便防疫措施還沒有優化，平時的旅游旺季和逢年過節，床位也處于“緊平衡”狀態。而當地也招聘不到優秀青年醫生，很多醫生都是鄉鎮衛生院向上流動的“半路出家”醫生，或者是身體條件不太好的醫生。

據該院ICU科室人員反映，最困難的時候，需要把全院所有科室的呼吸機匯聚過來，甚至把120的轉院呼吸機拿過來用。院領導還要向隔壁醫院借呼吸機，結果白天借過來，晚上就要還回去。既然本院兜不住，要想把危重癥患者上轉到市區的三級醫院，從溝通到派車再到送達，需要花費四五個小時，許多病人可能在路途中出現生命危險。

缺床位、缺設備、缺人才，是基層醫院ICU的現狀，新冠疫情暴發三年來，決定危重癥期到死亡之前“最后一道門”的ICU重癥醫學建設，任重道遠。

國家衛健委副主任雷海潮在新聞發布會上就披露，我國重癥醫療床位數與發達國家之間有不少差距。國家衛健委醫療應急司司長郭燕紅則在新聞發布會上提出，ICU床位要達到床位總數的10%。

行業內有個說法，一張ICU病床僅設備配置就高達100萬元，被稱為“人生中最貴的一張床”。而這還是重癥醫學能力建設中最容易實現的，國家、地方可以讓公共衛生應急改造專項資金向重癥醫學傾斜，更復雜的是相關設備和人才。

在設備引進方面，近年來，隨著各級醫院開展“降本增效”，不賺錢、花大錢的ICU科室可能會在有的地方被當作累贅，而不是為其投入更多資源。甚至，在有的縣醫院，ICU科室新購入一臺呼吸機，也需要用后續幾年的科室績效指標，來對新設備進行“折舊抵扣”。

同時，一些基層醫院的ICU醫生，平常也很難有機會參與崗位培訓，或者到大醫院輪轉帶教，往往被抽調去參與核酸采樣、管理方艙醫院等工作。如此，專科醫療資源就不可避免地被錯配和浪費。

這也是全面準確了解我國重癥醫療資源分布現狀、掌握重癥救治能力，需要首先了解與掌握的基本現實。

重癥監護建設也需立足長遠視角

而今，隨著防疫需要，ICU重癥醫學建設勢必會被提上政策日程，這對于應對疫情新形勢有著重要的兜底性作用，但在建設過程中，也需要有立足于綜合醫改的長遠視角。

在人才建設方面，醫學界有一句話：一個ICU醫生等于半個麻醉師、半個內科醫生、半個外科醫生、半個急診醫生，對醫生的知識儲備要求極高。

在緊急搶救情況下，一旦診斷標準存在爭議，或者臨床關鍵操作沒有明確的操作標準、指導建議，往往就需要醫生相機抉擇，并為此承擔法律責任。

地方政府要重視ICU醫生建設，鼓勵大醫院與基層醫院之間組建“ICU醫聯體”，通過無接觸的遠程醫學系統，開展上下級醫院之間的視頻帶教，提高基層醫生操作復雜設備、處置疑難病例的能力；通過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幫助醫生自動生成患者的“生存值”評分并減少手工錄入、計算工作量。

最重要的是，要讓醫生薪酬績效改革、醫療服務價格改革向ICU科室傾斜，讓ICU科室從“苦差事”成為“香餑餑”，吸引更多的優質人才，打造更多未來骨干。

在床位布局方面，有業內人士反映，目前，所有媒體報道反映的ICU床位數并不準確，其中沒有包含專科ICU，如心臟病（CCU）、外科（SICU）、兒科（PICU）、神經科（NCCU）、新生兒（NICU）、急診（E-ICU）等。

因此，國家衛健委近日專門發文要求摸清ICU底數，就很有必要，這樣就能避免盲目擴建ICU床位。

針對一些大中型城市，或者發達地區的縣城基層醫院的ICU空置率高，而大型三甲醫院的ICU又“一床難求”，可以探索出臺ICU分級診療的臨床規范，推動輕癥患者ICU在基層醫院解決。如此，既能提高床位周轉率等醫院運營效率，又能避免重復建設帶來財政資金浪費、醫院虧損壓力。

在醫院管理方面，正如多位臨床專家所呼吁的，醫院一定不能向ICU科室違規下達創收任務，或者將其視為要甩包袱的“虧損科室”，而是要將其視為像急診科、大內科那樣的“平臺科室”，更多起到導流患者、樹立口碑的功能，從而為ICU基于公共衛生需求的超常規發展松綁。

對于ICU科室按照國家相關政策配備的設備，地方要放開限制，在保障信息安全、數據安全的前提下，鼓勵設備廠商同醫院簽訂“分期付款”“以租代售”“免費產品、付費服務”等創新服務協議。這樣既能緩解醫院的資金壓力，也避免讓科室人員個人直接或變相承擔設備的購置成本。

最后，還要解決好生命“最后一公里”的過度醫療問題。如一些經濟條件允許、觀念過于傳統的家庭，往往將大腦出現不可逆損傷、長期癱瘓甚至昏迷病人長期滯留在ICU病房，占用了本該用于嚴重急性可逆病情的患者床位。

醫院雖然因此有了長期穩定的收入，卻也惹來巨大的倫理爭議，尤其是在當前情況下，擠占了新冠、流感等其他重癥患者的ICU資源。

在此方面，發達國家普遍建立了長期加強監護醫院（LTACH）收治上述重癥慢病患者，為ICU床位分流減壓。但我國對這一類新型醫療機構的收治標準尚不明確，社會接受程度不高，醫保報銷政策不配套，仍需打通政策瓶頸。

說到底，加強重癥醫學能力建設，既是為當下疫情防控措施優化設置“保險栓”，也是中長期健全醫療服務體系、攀登醫學科學“高地”的需要。尤其是，我國即將進入人口深度老齡化時期，重大傳染病、慢性病的防控也迎來日益增大的壓力，重癥醫學能力及時“補短板”，才能更好滿足民眾的健康需求，創造更多“起死回生”的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