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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禮是即將結婚的年輕人都要面對的問題，當下網絡上對“彩禮”話題的討論也熱度不減，“天價彩禮”的現象更是引發關注。

什么是彩禮？在我國彩禮的現狀如何？導致“天價彩禮”的原因是什么？怎樣才能減少“天價彩禮”現象的發生？

我國彩禮的定義及現狀

數據顯示，收取彩禮是全國性現象。2000年以來，全國約有超過79%的婚姻收取彩禮，山東以超過89%的比例成為最流行收取彩禮的地區，河北、廣東、安徽、甘肅等省收取彩禮占比也較高。

我國婚姻收取彩禮金額較大。“10萬元”在所有彩禮金額中出現頻率最高，占比約為11%，其次是“2萬元”和“5萬元”，占比分別約為10%和8%。綜合看，當前彩禮的全國均值約為7萬元，獨生子女群體的彩禮金額平均值約為78000元，明顯高于非獨生子女群體約56000元的水平。

“附加彩禮”較為普遍。男方除了要以現金或存折方式贈與女方“直接彩禮”外，往往還要以實物形式贈送女方“附加彩禮”。如珠寶首飾、房產、家用車、名貴煙酒、家電、家具等，這些實物價值往往較高，甚至比“直接彩禮”高出多倍。按照當前我國農村家庭的平均收入水平計算，彩禮總金額要花費一個家庭5年以上的積蓄。同時，約有64%的彩禮金額是由女方家長確定的，婚后彩禮的70%也由女方家長支配，只有30%返贈給新婚家庭支配。這顯然增加了男方原家庭和新婚家庭的經濟負擔。

男女雙方對待彩禮態度差異較大。大數據分析顯示，61%的女性看重彩禮金額的多少，只有15%的男性認為金額多少很重要。合理的彩禮金額男性傾向于1萬元到5萬元，女性傾向于5萬元到10萬元。近一半男性認為彩禮是一種應摒棄的陋習，而超過63%的女性認為彩禮是男方誠意的體現。

出現“天價彩禮”的四個原因

第一，農村男多女少是彩禮坐地起價的重要原因。1980年代以來偏高的出生性別比導致我國人口性別結構失衡，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男性人口總數為72334萬人，女性為68844萬人，全國總人口性別比為105.07（以女性為100）。盡管與2010年相比，全國總人口性別比下降了0.13個百分點，但男性人口仍然超過女性人口3490萬人。

隨著這些年份出生的男性人口陸續進入婚姻市場，男性婚姻擠壓問題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存在，此外，伴隨著快速城鎮化，大量進城務工農村男青年因能力和收入限制，很難在城市安家。因此，“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進一步加重了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特別是農村男性的婚姻擠壓程度，男性對稀缺的可婚配女性資源競爭加劇，導致這些地區的平均彩禮金額不斷上升。

第二，傳統的父系家族制度決定了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從屬地位，這一特征在中西部農村地區依然較為突出，嫁娶婚姻模式意味著女兒對娘家的潛在經濟貢獻與實際贍養義務轉移到夫家，這種“買斷”和“交割”成為男方需向女方父母做出經濟補償的基本邏輯。大數據分析顯示，目前相當一部分家長認為彩禮是多年養育女兒的經濟補償，有的被作為女方兄弟結婚的重要經濟來源，還有一部分獨生子女家長認為目前新農保基礎養老金偏低，要通過多收禮金來彌補。

第三，隨著城鎮化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消費主義日益盛行，利益至上的“交換觀念”滲透進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再加上物價、房價上漲等因素，年輕人成婚的經濟壓力倍增，同時刺激彩禮價格進一步上漲。此外還有攀比心理的作用，很多人把高價彩禮看成是必須爭取的“面子”，這種非理性的攀比，不斷推高了彩禮的金額。

第四，法律法規和村規民約的剛性約束力度不夠。盡管《民法典》和相關法律法規明確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但不夠具體，在彩禮合理范圍的規定、彩禮主體資格的確定、“因婚致貧”的解釋等方面存在盲區，導致“高價彩禮”受法律的約束力不夠，發生糾紛時還存在依據現有法律條款難以處理的問題。同時，雖然較多地方村規民約明確反對“天價彩禮”，但缺乏相應的懲戒措施，很難起到約束作用。

治理“天價彩禮”的舉措

《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在“加強農村精神文明建設”中再次提到“扎實開展高價彩禮、大操大辦等重點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

農業農村部2月21日發布《關于落實黨中央國務院2023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部署的實施意見》，提出加強農村精神文明建設，持續推進農村移風易俗。組織開展移風易俗宣教活動，扎實開展高價彩禮、大操大辦等重點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引導各地在村規民約中充實簡辦婚喪喜事、減輕人情負擔、反對鋪張浪費、倡導孝老愛親等內容。

“天價彩禮”綜合治理機制

還需盡快完善

首先，要持續深化男女平等觀念。針對性別比例失衡問題，要完善生育相關法律法規，進一步明確并堅決執行有關禁止非法進行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別人工終止妊娠的規定，維護出生人口性別比平衡，切實保障兩性權益。當前，女性人口缺失導致傳統上禮儀性的彩禮被過度物化，湮滅了愛情是婚姻基礎這一原則，一些有兄弟的女性甚至成為“換婚”的犧牲品，嚴重違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理念。

其次，要提供服務和保障，形成綜合治理的激勵引導機制。加快完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適當提高新農保基礎養老金標準，加大中央財政對中西部地區新農保基礎養老金的投入力度，把對婚姻和新婚家庭的支持作為東西部定點幫扶的重點項目之一，解除部分家庭嫁女的后顧之憂。制定為響應“零彩禮”號召的新人提供就業崗位和創業支持的政策。鼓勵婚姻服務類社會組織，優先為“零彩禮”婚姻提供更多公益性專業服務。

再次，持續推進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戰略中城鄉間、區域間資源合理配置，推廣婚俗改革試點經驗，構建綜合治理的長效機制。一方面，提升農村人口教育水平與職業保障，加強人力資本投資，提升人們對健康婚戀觀的認知；另一方面，繼續推進大型調查研究，全方位掌握地區性婚姻實踐特征，因地制宜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

盡快在法律法規層面明確收取彩禮的規則，破除彩禮與婚約的依附關系。開展對天價彩禮、鋪張浪費、低俗婚鬧、隨禮攀比等不正之風的綜合整治。大力推廣集體婚禮、紀念婚禮、慈善婚禮等特色突出、文明節儉的現代婚禮。利用多種渠道，積極宣傳“零彩禮”家長和家庭典型。發揮基層紅白理事會等群眾性自治組織的作用，倡導文明婚俗，對陳規陋習進行制止和規勸。針對未婚青年故意抬高結婚籌碼、為婚后奠定財產基礎的“啃老”行為，加強教育引導，從源頭予以制止。探索對民間普遍存在的“媒人媒婆”行為進行監管，依法嚴厲打擊“婚霸”“媒霸”逼婚、哄抬婚價等行為。

最后，注重保護未婚大齡男性生存發展權益。大量過剩男性成婚問題無法通過引進國際新娘來解決，省際通婚也只是將一地的男性婚姻擠壓轉嫁到另一地。因此，須持續關注農村成婚困難男性生活及家庭養老情況，進行對口幫扶，并加強社區及整個社會對大齡未婚群體的社會包容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