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 2022-11-04 18:17
當快速城鎮化進入下半程之時,我國城市發展越來越依靠知識經濟,青年群體、新移民的城市住房困難問題也愈顯突出。近十年來,城市積極推動公共住房建設,例如深圳自2010年代初開始建設公租房和人才房;上海住房發展十四五規劃供應租賃住房超過42萬套,建設一批面向人才的租賃住房。新的公共住房建設成為地方解決青年和新移民住房問題、吸引人才、促進發展的重要措施。
住房是居住的容器,也是社會生活的場所。西方公共住房發展的歷史更多的是教訓,我國新公共住房的社區和居民生活體驗如何?作者以深圳硅谷人才公寓(簡稱硅谷公寓)為案例,基于在該社區中居住的便利,采用參與式觀察和訪談的方法,考察青年人才及其大家庭的生活經驗,總結經驗、問題和對策。
硅谷公寓平面圖。硅谷公寓建成于2014年,位于深圳大學城旁,包含三座27層的公寓樓,現容納大約1100多名具有本科及以上學歷的人才及其家庭,其中約六成為流動人口。它為我國新興人才社區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一個動態的展示平臺。
層高在中國會影響人才社區的鄰里關系嗎?
“社區構成”指的是在一個確定的領域內,人們相互作用過程中,形成的社會網絡。農民工往往有一個基于流出地的同鄉社會網絡,而高學歷移民的社會網絡往往是在流入地的職場中形成。人才需要培養團隊合作技能和同事互動,習慣了一種超出老鄉范圍的城市社會環境,有可能受到高層封閉社區的更大影響。
高密度住宅,特別是公共住房,往往被認為是反社會、非人性化和潛在的危險。這種危險在美國圣路易斯市的普魯特伊戈社區中得到極致體現,而英國政府在上世紀80年代出售市政公房(Council Housing),不僅是市場化的舉措,也是對這種危險的一種應對。對臺北和新加坡的高層公寓樓的研究顯示,鄰里交流相對較少,居民沒有興趣與鄰居保持聯系。針對上海的一些調查也指出高層住宅的鄰里關系往往是最弱和最表面化的。
我國有大約30多萬個封閉式社區,估計容納80%的城市人口。2020年,大部分的省份有25-50%的城市家庭居住在8層以上的高層住房中。隨著封閉高層小區的增長,公租房、人才房小區的數量也在快速增加,其社區構成和社會互動會成為城市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問題。
高層住房如何影響鄰里關系?在高層樓房中,出門不能立即進入室外空間,時空軌跡從平面轉向三維,樓板和墻壁阻礙行動的自由,電梯井和樓梯則可能限制鄰里交往,居民社會生活和個人領域的感知受到影響。當一個人不能走出家門,雖然高層視覺景觀得到了增強,但犧牲了即時性、可訪問性和人們對社區空間的親密感。
盡管硅谷公寓的社交空間被三棟高層的81個樓層打斷,但人才和他們的家人之間的互動卻很活躍。參與式觀察顯示,居民通常在一個樓層上電梯,在到達地面之前,在另一樓層下電梯,顯然是為了拜訪其他居民。這表明,盡管面臨垂直空間的挑戰,但電梯依然可以促進樓層間的相鄰性,鼓勵社交。
而且,硅谷公寓的居民們似乎對樓層高度并不關心。商品房價格與層高相關,但硅谷公寓等公共住房的租金是按建筑面積的固定倍數計算,每層不加價。不管是住在2樓還是27樓,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對他們居住的樓層高度表示滿意。
雇傭與人才住房,相似的教育背景、職業和生活階段
單位和企業的雇主向政府租用人才住房,再分配給個別雇員,這決定了雇傭關系對入住人才房的重要性。硅谷公寓的情況是深圳市南山區住建部門作為出租人,深圳市重點用工單位企業作為承租人,只有這些雇主挑選的人才雇員才能租住。
在訪談中,我們會問:“您為什么住在這里?”所有47名受訪人才都回答:“我的雇主/公司為我提供了住房”。硅谷社區與用人單位有著兩層密切的聯系:一是公寓出租給用人單位企業,而不是個人;二是用人單位企業全部位于深圳南山區。因此,硅谷社區與單位住房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如果硅谷這樣的人才房可以被認為是單位房的復興,那它具有三個明顯的特點:
1. 它只容納了外來人口勞動力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部分。
2. 雖然人才并不屬于相同的雇主,但他們有著相似的職業特征,從事相同的科學、教育、管理或信息技術職業。
3. 社區中人才的平均年齡為32歲,往往處于成家立業的生活與職業階段。
硅谷居民們有相似的教育背景、職業和生活階段,這些特點都鼓勵那些“素質”相匹配的人在下班后的鄰里交往。“這里的居民受過良好的教育,他們中的大多數是管理者,一些是大學教師,還有一些是科技公司里有經驗的員工,我信任他們”(受訪者5,35歲,男性)。信任感的建立成為良好鄰里關系的重要基礎。
不過硅谷公寓畢竟是一個封閉的人才飛地,由圍墻劃定和保安監控,通過指紋識別出入樓棟。硅谷公寓的居民傾向于信任人才同事和家人,但對那些“越界的陌生人”,則持謹慎態度。有學者認為,封閉社區居民將外來者描述為“混亂、危險和不潔之源”,而局內人則通過在“自己”和“他者”之間劃清界限來捍衛自己的地盤。硅谷公寓的居民看來并非例外。
三世同堂:人才大家庭的社區活動
雇傭關系是人才定居的前提,是家庭形成過程中的首要環節。這一過程首先包括核心家庭的形成,而后往往依賴于祖父母對人才子女的照顧。因此,人才的就業和居住衍生出人才三世同堂的大家庭,包括人才配偶,孩子和祖父母。
硅谷公寓的室外空間容納了最大的鄰里互動。其在功能上人車分流,配備有游戲、羽毛球和乒乓球場地,還有在商品房小區中少見的籃球場。這些運動場地似乎專為青年人才設置。
如果說雜貨店購物是祖父母們集體的短途旅行,那球場運動則是年輕人才們的社會交往。
“我們是在打羽毛球時認識的。我們加入了社區的微信羽毛球群。一些鄰居經常組織去打羽毛球。有時我們不在社區打羽毛球,因為沒有羽毛球網。”(受訪者64,女性29歲)。“當我看到人們在籃球場上打籃球時,我有時會加入他們。”(受訪者66,男性32歲)。類似這樣的回答在訪談中并不少見。
非正式的娛樂往往創造新的社區活動。這些活動代替設計師的意圖,是一種普遍和細微的不服從。運動場地是通往人行道的通用捷徑,是幼兒學習走路的地方,也是祖父母們抱著襁褓中的孫輩散步的場所。大一點的孩子在籃球場上可以練習騎小自行車,或是穿著旱冰鞋晃來晃去。象棋或麻將桌通常被用作談話的場所,而乒乓球桌是家庭談話的集合點,或是成為孩子們爬上跳下的游戲區域。
與西方的機構日托模式相比,中國傳統是家庭成員——通常是祖父母——成為照看學齡前兒童最可靠的人。在一個越來越久坐的社會,正式或非正式的活動都是有益的,也對人才社區的社會融合有所貢獻。
即使簡單的等待行為也是一種社交活動,甚至有點儀式感。如果傍晚進入硅谷公寓,這里就像繁忙機場的到達區,年輕人不斷地從大門回到庭院,迎接他們的是一群祖父母,他們抱著嬰兒,期待著兒子女兒在一天緊張工作后的歸來。
只有太陽落山時,人才、他們的父母和孩子們的活動才會活躍起來。在夏日,室外空間幾乎是空的。硅谷居民們似乎陶醉在黃昏之中,而不是警惕著夜幕降臨。西方城市的夜間空間通常被認為是受到非法活動的影響,社會行為準則可以不受懲罰地被破壞,因為居民漫不經心的凝視和國家權力會被“包裹在黑夜中”。相比之下,硅谷公寓的人才可以在一天的工作后與孩子們玩耍,祖父母也從照顧孩子的工作中解脫出來,與其他老年人聊天、跳舞和吸煙。而小孩子的運動鞋和自行車車輪的亮光使他們更加顯眼。黃昏標志著游戲時間和家庭活動的開始。
鄰里關系:熟人社會的友誼與幸福
住在高層的受訪者可能比低層居民有更多的互動,因為他們無法避免在公共區域的日常社交接觸。然而,這些關系往往是表面的。親密的朋友通常是通過工作場所而不是他們的住宅聯系在一起的。在香港,三分之一的高層住戶從未與他們的鄰居社交,而租房者因為很高的流動性,往往沒有社區意識。
但是硅谷公寓居民的社區意識似乎很明顯。傳統鄰里的衰退可能被一種新社區關系所取代。在硅谷公寓的案例中,社會凝聚力并不植根于傳統親緣關系或是小區中的資產水平,而是建立在相似的生命周期、養育子女的挑戰、以科學為導向的職業抱負之上。
“你認識多少鄰居,可以和他們打招呼并進行簡短的交談?”受訪者對于這個的答案從0到200人不等,平均為21人。鄰居們主要是通過養育兒童這一媒介來認識彼此,其次是通過工作場所。幼兒作為社區構成基礎的角色隨著年齡的增長會發生巨大的變化。“以前我不上班的時候,孩子們還很小,我經常帶他們去鄰居家和其他孩子一起玩,有時只是聊天或借東西等。現在因為工作繁忙,孩子也長大了,很少去鄰居家”(受訪者63,女,30歲)。人才忙于工作,往往沒有太多的社交時間。
相比之下,人才的父母,似乎很好地融入了鄰里社區。這些外地戶口的老年人在社區里的社會關系要比他們的孩子多得多:人才平均認識15個鄰居,而祖父母們平均有42個朋友。“我與隔壁鄰居經常見面,我目前一個人住,住在隔壁的老人有時會邀請我和他們一起吃早餐”(受訪者68,28歲,女性)。家庭中的長者為家庭提供了重要的服務,也是社區生活的重要成員。
我們還問受訪者:“你在這里快樂嗎?為什么或為什么不?”絕大多數(71%)的人給予了肯定的回答,22%的人表示“還行”。受訪者贊賞硅谷公寓的自然和服務環境。“社區整體環境較好,院落內有體育設施,建筑之間距離較寬。公寓的采光和通風設計都很好。交通也很方便,因為附近有地鐵站。”(被調查者66,男性,32歲)
其他人則稱贊這里有很多社交和娛樂活動的機會。據一位28歲的女性說:“這個社區的環境非常宜人,因為我們的鄰居有很多微信團體,比如跑步組、游泳組、羽毛球組等。我們聊天,一起去吃飯,有時候當你需要借東西或其他幫助,你可以發送消息,每個人都會很樂意幫助你的。它給了我和家一樣的歸屬感,不像你在其他許多社區租房,讓你感覺像一個局外人”(受訪者67)。
硅谷公寓的居民們喜歡身邊有朋友或同事,喜歡與子女和孫輩分享時間和空間。照顧孩子的老人似乎特別滿足:“我的主要任務是白天照看孩子,晚上我會跳舞。我很開心。”(受訪者29,女,60歲)。
對公共住房政策的啟示
硅谷公寓的人才住房社區構成,對當前的公共住房政策有兩點啟示。
一是推動基于家庭需求的公共住房建設。公租房和人才房建設多考慮單身青年人才的需求。但硅谷公寓的案例說明一部分人才的家庭包含配偶、子女和年邁的父母,隨著青年人才在城市的定居,這種大家庭的數量會逐漸增加。這種家庭構成應該成為人才房創新設計的基礎,擴大的家庭成員數量,要求擴大的住房單元面積,相適應的社區活動設施、適老性設施、以及幼兒園和小學等教育設施,以應對所有年齡組居民的社區發展。
二是推動容納城市基本公共服務者的公共住房建設。公交、環衛等城市基本公共服務者包含很多農村流動人口,他們是人才社區和商品房小區中“越界的陌生人”。一些城市已經將這些基本公共服務提供者納入公共住房政策范圍,下一步應該付諸實施。因為只有人才家庭和農村流動人口都能獲得良好的城市居住環境,才能廣夏俱歡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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