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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的牛不夠大

對比中國和其他肉牛主產國的生產數據，最明顯的區別就是中國肉牛的體重太低。按USDA數據，以當年牛肉產量和肉牛出欄數簡單推算，則2021年中國肉牛平均胴體重僅為144公斤/頭。而同年美國、澳大利亞、巴西和阿根廷分別為370公斤/頭、299公斤/頭、255公斤/頭和231公斤/頭，差距之大可見一斑。過去10年中，中國肉牛平均胴體重雖有一定增加，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并沒有縮小，甚至還明顯落后于全球平均水平。

當然，由于統計口徑的不同，上述數據對中國肉牛胴體重的推算值可能偏低。我們再來看國家肉牛牦牛產業體系公布的數據：2021年，中國定點屠宰企業共屠宰肉牛約2975萬頭，胴體總產量約為758萬噸，平均胴體重約257公斤/頭。其中育肥技術水平較高的育肥場，雜交牛胴體重平均約374 公斤/頭。作為對比，美國肉牛在2022年2月第一周，平均屠宰胴體重842磅，折合381公斤/頭，兩者已經相差無幾。

可是除了雜交牛以外，本地肉牛品種的胴體重數據就低得多了，直接拉低了全國均值。例如，中大體型本地黃牛胴體重平均約266 公斤/頭、南方本地小黃牛胴體重平均約165公斤/頭。此外2021年還屠宰牦牛約 378 萬頭，胴體重平均約 128公斤/頭。不僅如此，如果將非定點屠宰的上千萬頭肉牛也統計在內，則胴體重平均水平還要再下一個臺階。這就導致中國雖然擁有世界第一的肉牛出欄量（按USDA統計，2021年約4700萬頭），但牛肉產量僅位居世界第四；為滿足國內不斷增長的需求，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牛肉進口國，國際牛肉貿易量的三成來自中國的進口。

2. 育種是最主要短板

中國肉牛體型小，出肉率低，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肉牛品種培育落后是最主要的短板之一。中國肉牛養殖以外國種源為主，因為中國傳統牛種是役用牛，其前軀發達，但產肉主要部位是后軀，生產性能相對落后，不適應現代畜牧業大生產的需求，需要國內外品種有效雜交改良。具體做法是對中國本土黃牛品種通過品系育種不斷提高原種的肉用生產性能，同時引用國外優秀的肉用品種公牛或凍精，對本地品種進行二元、三元或終端輪回雜交，充分利用雜種優勢，以提高牛的肉用性能及肉質。并在此基礎上，經過試驗篩選出幾個各具特色的公、母牛配套系，為進一步利用品種間的雜種優勢打好基礎，從而培育出專門化的肉牛品種。

根據國家肉牛產業體系公布的資料，全國肉牛品種以雜交群體為主（約占79%），地方黃牛、牦牛、水牛為輔（約占21%）。雜交群體中，存欄量依次是西門塔爾牛、夏洛萊、利木贊、安格斯及其他進口品種與我國黃牛的雜交后代，其中西門塔爾牛雜交牛為主體。2021年擁有肉用公牛的種公牛站35家，肉用采精種公牛存欄2735頭，涵蓋44個品種，生產凍精3500萬劑左右，產值在4億元。凍精生產主體為西門塔爾、利木贊、夏洛萊和安格斯等品種。現有核心育種場42家，存欄16590頭優質種牛，有涵蓋地方品種、引進品種、培育品種的肉牛及水牛和牦牛等共計29個品種。聯合育種在育種環節的地位穩步上升，成立了多種形式的聯合育種組織，吸納全國30多家種公牛站和核心育種場參與，實現資源、技術和育種信息的互通共享。

但是，由于育種基礎薄弱和投入不足，種牛業至今沒有走出引種-退化-再引種的惡性循環。現有地方牛品種97個，培育品種12個；已經開展種公牛培育且通過推廣牛冷凍精液進行群體改良的品種35個，具有國家級核心群的品種僅26個。中國市場中的專用型肉牛品種只是初具雛形，改良比例不足30%，仍處于較低水平。肉牛品種多，規模小，普遍存在育種規劃不明確、不穩定的問題，新品種培育難以持續開展。全國227個種肉牛場，存欄能繁母牛不足10萬頭，核心群母牛僅2萬頭，與全國7000萬頭左右的肉牛存欄量極度不匹配。肉牛種業在種源質量、數量及用種市場、技術等多方面還不成熟，有些品種選育存在退化現象，“雜交污染”風險較大。如前所述，中國商品肉牛不僅在出欄體重、胴體重，而且在育肥周期、屠宰率、出肉率、日增重等多項指標均明顯落后于發達國家。《全國肉牛遺傳改良計劃（2011—2025年）》執行了10年之后，官方在新版計劃中也承認：育種基礎工作薄弱，品種登記、生產性能測定總體規模小，育種核心群小，引進品種本土化選育效率不高，聯合育種機制不完善，地方品種優良特性挖掘利用不足、選育方向不明確等制約肉牛種業發展的問題還未得到根本解決。

而畜牧行業之間不平衡的支持政策，導致肉牛研究資源（人才、設備、設施、場地）嚴重流失，其中之一是育種技術體系研究基礎非常薄弱，總體水平比美、加、日、法、德、澳等國落后40至60年。主要在自主專用、泛用肉牛品種、種質提高、后裔測定、商品品質的研究和技術研發等方面差距極大。發達國家在種質資源、品種選育與提高的研發上分工明確，相互銜接。我國搞肉牛育種的科研、教學、資質企業不超過100家（從事種牛和精液營銷的不超過50家），多數僅能維持運營。

此外，本土種牛資源的保護工作也存在若干不足。中國的肉牛種源豐富，54個黃牛品種的資源材料保存量居世界第一位，生產性能雖然較為落后，但肉質有獨到之處。中國培育的肉牛在300-400公斤時能生產優質的雪花牛肉。相比之下，西門塔爾的肉質最次，處于低端市場；而中國的本土黃牛處在中高端市場上。盡管如此，但牛種資源一直未得到充分的研究、開發和利用。政策方面，雖也支持黃牛品種選育，但與“引種”的支持力度相比，幾乎可以忽略。黃牛品種資源反而越保越少，1種已經滅絕（蕩腳牛）、1種瀕臨滅絕（樟木牛）、5種瀕危（獨龍牛、阿沛甲咂牛、三江牛、阿勒泰白頭牛、舟山牛），2種牦牛瀕危（斯布牦牛、帕里牦牛）。

3. 漫長的品種改良之路

牛的生育周期過長，從母牛受精到育肥出欄最快也要兩年半到三年；如果再算上能繁母牛本身的生育階段，整個周期長達四到五年；同時母牛生育率又低到不能再低，因此市場價格的波動對育種環節的拉動效應一直很弱。過去10年中，牛肉價格上漲了幾倍，能繁母牛存欄也沒有出現明顯增長，母牛提前淘汰甚至直接以育肥牛出欄的現象一直非常普遍；要補上育種的短板，實現肉牛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只能依靠自上而下的肉牛品種改良。

2021年，農業農村部公布了《全國肉牛遺傳改良計劃（2021—2035年）》，這是《全國肉牛遺傳改良計劃（2011—2025年）》的2.0版本。在該計劃中，提出總體目標：到2035年，建成一批高水平國家肉牛核心育種場，優質種源的供給能力顯著提升，擴大品種登記和生產性能測定范圍，建成世界一流的遺傳評估平臺，加快遺傳選擇進展，育肥牛胴體重提高15-20%，培育肉牛新品種、新品系3-5個，打造現代肉牛育種企業2-3家，肉牛種業國際競爭力顯著增強。其中兩個核心指標中，一個是每年培育400頭優秀種公牛，其中自主培育不少于320頭；另一個就是胴體重提高15-20%。這個指標如能按期實現，意味著在出欄量不變的情況下，牛肉產出能夠增加15-20%，即至少100萬噸的新增產能。

同時，部分企業和生產者在近年逐步認識到了雜交優勢的益處，在級進雜交群體中引入第三個品種來提高生產效率，多年形成的級進雜交生產模式逐步向利用雜交優勢的生產模式演變。例如，高代西門塔爾雜交牛引入安格斯（或夏洛萊、云嶺牛）進行西門塔爾雜交生產模式。在有效保護的基礎上，具有種質資源特色的地方品種得到了產業化開發，成為特色肉牛產業發展的遺傳資源基礎，初步構建資源保護與利用相結合、開發與創新相融合的新格局。

自2019年來，肉牛種源方面的進展如下：

著手開展地方品種登記工作，為健全地方畜禽遺傳資源動態監測平臺建設，加快地方畜禽遺傳資源保護開發利用提供了有力支撐。

農業農村部啟動并基本完成了青藏高原區域牛遺傳資源補充調查工作，加大了資源保護力度。

肉牛新品種培育和群體遺傳改良進展明顯，秦川肉牛、利魯牛、無角夏南牛、延和牛、張掖肉牛、肉用褐牛等新品種系統選育工作持續開展，并在全國范圍內啟動了“華西牛”新品種培育工作。在保護和提純復壯地方品種資源的同時，充分利用其特定性狀進行商業化開發，部分品種形成了“以用促保、保用結合”的良性循環模式。

種牛生產性能測定體系基本建立，制訂了《肉牛生產性能測定技術規范》，78個場站累計3.2萬余頭肉牛參與品種登記和生產性能測定。

技術支撐體系建設取得突破性進展，數據傳輸系統建設日臻完善，有力推進了聯合育種；分子育種技術體系進步較快，構建了肉牛全基因組選擇指數及技術平臺并推廣應用。

在繁殖生物技術方面，以公牛性控精液(SS)+人工授精(AI)和母牛基因組選擇（GS）+活體采卵（OPU）+體外受精（IVF）+胚胎移植（ET）為代表的高效快繁體系進一步完善，部分緩解了主導品種肉牛種質資源長期依賴進口的局面。規模化牛場的綜合繁殖技術應用使輻射區母牛群體的繁殖成活率提高了近4%。

新建肉牛種源生產基地。包括：貴州龍灘口集團養殖基地，先后從云南引進BMY(云嶺牛)、婆羅門、莫累灰牛350頭，從澳大利亞引進純種安格斯能繁母牛500頭、純種日本和牛132頭等；內蒙古科爾沁肉牛種業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底建成投入使用，選擇海福特、安格斯、夏洛萊等優良肉牛品種與西門塔爾牛開展肉牛雜交組合實驗，為同時擁有肉牛胚胎移植中心、肉牛生物技術綜合實驗室和肉牛生產性能測定站等多項技術支撐的肉牛種業科技平臺。

優質的種群是肉牛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基礎保障，而肉牛育種是一項長期性、連續性、系統性的工作，政府部門長期穩定的政策支持，科研成果的突破和應用普及，企業的創新發展，產學研用各項要素缺一不可。可見，要達到國家肉牛遺傳改良計劃中的規劃目標，還需要經歷相當漫長的時期，在這個過程中，中國肉牛產業供不足需的現狀將長期持續，肉牛產業的投資機會也將一直存在，尤其是在育種環節；但只有那些踏實育種改良，不盲目擴產，保障資金鏈長期良性運轉的企業才能有效把握這些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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