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2022-05-23 08:07:16
“你還給我、你馬上還給我……”
汪女士家又一次上演了母女二人爭搶手機的“戲碼”。
北京的汪女士有一個正在上初三的女兒，最近一年來，女兒玩手機的癮頭越來越大，游戲、聊天、刷視頻、聽歌輪番進行，基本上手機不離手，為了給女兒“斷掉”手機癮，汪女士沒少想辦法，但是藏起來的手機總能讓女兒找到，于是，女兒玩手機-媽媽搶手機\藏手機-女兒奪手機成為母女倆經常上演的“戰斗”。
不過，這樣的“戰斗”并不是汪女士家獨有的，去年，共青團中央維護青少年權益部、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中國青少年新媒體協會在北京聯合發布了《2020年全國未成年人互聯網使用情況研究報告》。該報告顯示，我國未成年網民已經達到1.83億人，互聯網普及率為94.9%，而且超過三分之一的小學生在學齡前就開始使用互聯網，并呈現逐年上升趨勢。
如此大規模的、尚且缺乏自控能力的未成年人終日與手機為伴，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近日，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就此問題采訪了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兒童研究所所長孫宏艷。
青少年模式需要更精細化
其實，與手機捆綁在一起的未成年人體驗到的并不總是快樂。
北京高一學生馮瑤（化名）正處在對手機“又愛又恨”的狀態，她在一篇隨筆中這樣寫道：“喜歡打游戲的同學打開視頻軟件，推送過來的總是英雄聯盟新玩法，而喜歡養寵物的同學打開手機必然是各種萌寵的刷屏……這樣一來，我們能接收到的信息便被單一化了，不幸的是這是我們無法控制的。”
這種現象被稱為“信息繭房”，是指人們關注的信息領域會習慣性地被自己的興趣所引導，從而將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蠶繭一般的“繭房”中。再加上，互聯網平臺熟練使用“大數據+算法”的方式精準推送，很多青少年逐漸意識到自己的信息渠道越來越窄了。
“建立長效的監管機制，打造培養未成年人核心素養和傳遞主流價值觀的新場域。”孫宏艷說，各平臺應多方協作，建立由多學科專家組成的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共同助力內容監管，根據未成年人的成長需求進行差異化定位與創新，進行內容上的精準分層與引流，給未成年人推薦更適合他們的內容，同時避免信息繭房帶來的弊端。
當前，很多互聯網平臺都有“青少年模式”，但是，真正喜歡“青少年模式”的青少年并不占多數。
耿燕的女兒今年14歲，母女二人也曾因手機使用產生過矛盾。最初，耿燕的辦法是不給女兒專門配備手機，同時家里的平板電腦、App等也都限制了使用時長，但后來發現，女兒找到了家里淘汰掉的舊手機，實現了手機自由。
“一味禁止對這個年齡段的孩子來說已經無效，我想到了各大平臺推出的青少年模式。”耿燕說，剛一使用確實覺得干凈清朗了：不安全的信息基本都隔絕了，家長也能有時長管理、獨立密碼設置等功能。但是隨著使用的深入，耿燕發現，不同平臺的“青少年模式”都存在不夠精細的問題，甚至還有“一刀切”等現象，更缺乏家長個性化設置的功能。
孫宏艷進行的多項研究也發現，未成年人對“青少年模式”不認同的態度體現在音視頻、游戲、數字閱讀和社交等多個平臺上，“這是因為目前青少年模式從定位到功能、內容等都比較模糊、粗放，不夠精準與精細化，不能很好地覆蓋未成年人的需求。”孫宏艷說，例如，“作為社交App的青少年模式是否應與短視頻的、網絡游戲的青少年模式有不同的定位與功能？在內容上是否可以更加細分？是否可以提供更傾向于未成年人社交與發展的內容？是否可以開發家校互通等方面的功能？”
因此，各平臺應該盡快完善“青少年模式”，有更加適合青少年的定位與服務，功能上有所創新，內容上更加豐富，只有青少年都樂于使用“青少年模式”時，才能成為保護未成年人的模式。
親子之間無障礙溝通依然是對未成年人最好的保護
一位中學班主任這樣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家長對孩子的手機管理現在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種是“嚴防死守型”，嚴格限制孩子使用時間和次數，另一種是“自由放任型”。
其實無論哪種態度，現在的家長在管理孩子手機使用這件事上更多的是一種“力不從心”的無力感。
“每次我從女兒手里搶走手機后，換回來的總是她歇斯底里的情緒發泄，我知道，我能心平氣和地從她手里拿走手機的機會更少了。”汪女士說。
“現在，未成年人的網絡使用給家長或監護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孫宏艷說，保護未成年人健康使用網絡是成年人義不容辭的責任。但是現實中很多家長卻常常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什么工具對孩子進行管理更有效。還有一些家長干脆就不管了，把責任推給企業，認為孩子沉溺網絡、沉溺手機完全是平臺的責任。
并不是所有的家長都焦頭爛額。
親子母嬰視頻創作者、《育兒基本》作者徐智明是兩個孩子的爸爸，一個孩子已經上了大學，一個正在上高一。
跟很多家長對手機、電腦“唯恐避之不及”的做法不同，徐智明讓兩個孩子分別在3歲多的時候擁有了自己的臺式機、五六年級時有了手機，并有了自己的微信。
而且徐智明在教會了兩個孩子網上買書之后，也就沒再教過他們如何使用互聯網。兩個孩子自己買書、自己摸索學會了“小報”的電腦排版、PPT制作、思維導圖制作和視頻剪輯。孩子小的時候，徐智明除了對孩子每天的屏幕娛樂時間進行了規定外，對于孩子的網絡使用只提了兩個要求：“不許玩太暴力的，不許沾色情的、少兒不宜的。”
有人可能會說徐智明的做法要么是過于自信，要么就是“放棄療法”。其實，徐智明家里一直保持著一家四口利用吃飯時間聊天的習慣，堅持了十幾年，另外，徐智明還通過跟孩子一起閱讀等方式，引導孩子形成“邊界感”。
“其實，對未成年人的教育是否有效最終還是會回到親子關系上來。”孫宏艷說，孩子不可能生長在無菌的環境中，與其一味禁止不如引導。
在孩子剛剛開始使用互聯網的時候，通常會樂意跟父母分享自己覺得有趣的發現，家長要善于抓住這樣的機會，盡可能參與其中，一起游戲或者一起討論，在陪伴過程中潛移默化地引導。
“因此，做網絡原住民的家長必須努力提升自己的媒介素養，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承擔起監護責任。”孫宏艷說，同時，學校、民間機構、企業等也可以通過家長課堂、家校合作、服務平臺或管理工具等為家長賦能。
孫宏艷介紹，通過研究發現，網絡使用不健康的未成年人，大多具有如下特征：學習負擔更重，與網友溝通多與家人溝通少，家里缺少尊重自由的氛圍，親子溝通渠道不暢通，生活中心理壓力較大，經常感到孤獨、被看不起，缺少朋友和休閑時間，沒有生活目標與方向……
“從這些影響因素可以看出，未成年人在網絡產品使用上表現出來的很多不當行為，與他們的生活關系太密切了。可以說，大多數是未成年人生活中的問題在網絡上的集中體現。”孫宏艷說，因此，建議成年人要關照未成年人成長中的困惑與困難，大力優化未成年人的成長環境，盡量減少影響未成年人成長的不利因素。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樊未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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