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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保障好初級產品供給是一個重大戰略性問題，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飯碗主要裝中國糧。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不斷提高主產區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大力實施大豆和油料產能提升工程。要實現這一目標要求，關鍵在于提升大豆產業競爭力。本文通過與美國和巴西等大豆主產國的比較，在分析我國大豆產業競爭力的現狀及其特點、問題及成因的基礎上，提出提升我國大豆產業競爭力的思考與建議。

我國大豆產業競爭力的現狀及其特點

我國大豆成本競爭力持續低于美國和巴西，并且差距逐漸擴大

成本競爭力是衡量國際競爭力最常用的指標之一，既體現在投入上，也體現在產出上，可通過單產、畝均凈利潤和生產成本來度量。

從單產看，2000-2020年我國大豆單產穩中有升，從1656千克/公頃增長到1983.48千克/公頃，增長幅度達19.78%，年均增速為0.91%。但從全球范圍看，我國大豆單產水平依然不高，2020年既低于巴西的3450千克/公頃，又低于美國的3490千克/公頃，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900千克/公頃。

從利潤看，2000-2013年我國大豆種植畝均利潤為正，呈現先升后降趨勢，2008年最高為178.45元/畝，但隨后凈利潤下滑；2014年后開始出現負利潤，2020年凈利潤為-60.33元/畝。總體而言，2013年之前我國大豆種植畝均凈利潤持續高于美國，但從2013年開始低于美國，且差距不斷擴大。相對而言，美國和巴西大豆種植雖然存在利潤波動較大的問題，但極少出現負利潤。

從成本看，2000-2020年，我國大豆生產總成本由215.24元/畝升至720.52元/畝，漲幅高達234.75%，年均增速6.23%；美國從346.61元/畝增至568.15元/畝，增幅63.92%，年均增速2.50%。總體上看，2000-2009年，我國大豆生產總成本低于美國，但差距逐漸縮小，從-131.37元/畝縮小到-26.72元/畝；2010-2020年，我國超過美國且差距越來越大，從7.62元/畝擴大至152.37元/畝。2000-2011年我國和巴西大豆生產總成本高低交替，但差距不大，一直低于90元/畝；但2012-2019年，我國一直高于巴西，且差距逐漸擴大，從174.54元/畝擴大至291.22元/畝。

我國大豆價格競爭力長期弱于美國和巴西，并且差距不斷拉大

價格競爭力反映出來的是產品綜合性競爭水平，可通過出售價格和國內市場價格來衡量。出售價格反映了糧食銷售的第一道環節，直接反映生產成本，代表了價格競爭中的價格下限水平；國內市場價格反映了國內糧食供需狀況，是國內糧食產品的基本價格，代表了用糧主體（貿易商、加工企業等）的用糧成本，與國際糧價直接競爭。

從出售價格看，我國大豆出售價格高于美國和巴西，且價差不斷拉大。2000年我國大豆出售價格為2.06元/公斤，波動上升至2012年的4.73元/公斤后，2019年下跌至3.75元/公斤，但2020年又上漲至4.86元/公斤。美國和巴西大豆出售價格較為相近，2012年分別以3.18元/公斤和3.20元/公斤達最高點，但都低于我國的大豆價格。之后，兩國的大豆價格在波動中下降，2020年美國大豆僅為2.48元/公斤，遠低于我國的4.86元/公斤。

從國內市場價格看，我國大豆市場價格居于高位，與美國價差呈增大趨勢，與巴西價差則呈縮小趨勢。2000年我國大豆國內市場價格為2.53元/公斤，波動升至2014年的最高點6.30元/公斤，之后下跌至2020年的5.74元/公斤。美國大豆的國內市場價格遠低于我國，由2000年的1.38元/公斤波動上升至2020年的2.89元/公斤。巴西大豆的國內市場價格非常接近我國，2020年為5.29元/公斤。

我國大豆可持續發展競爭力弱于美國和巴西，但競爭優勢正在不斷增強

從長期看，只有糧食生產具備可持續性，才能長久維持國際競爭力。可持續發展競爭力可通過化肥農藥產出比來刻畫。

從化肥農藥投入產出比看，一是我國大豆化肥投入產出比低于美國、高于巴西。2005年之前我國大豆化肥投入產出比有所下降，2005年后逐漸趨于平穩，基本穩定在12左右。美國化肥投入產出比在大多數年份都遠高于我國和巴西，而巴西化肥投入產出比一直在低位徘徊。二是我國大豆農藥投入產出比一直高于美國和巴西，但下降趨勢明顯。我國大豆農藥投入產出比從2000年的47.39下降到2020年的35.48，降幅40.85%，年均下降2.73%。雖然美國農藥投入產出比在2012年以后有所下降，但總體保持上升趨勢。而巴西大豆農藥投入產出比一直在低位震蕩，圍繞著10的比值上下波動。

我國大豆產業國際競爭力不強的問題及成因

大豆單產水平較低。在過去的20年間，我國大豆單產雖呈上升趨勢，但遠不及美國、巴西等大豆主產國，2020年單產水平僅達到美國的56.83%和巴西的57.49%。不僅如此，我國大豆的收獲面積也較少，不到美國和巴西的三分之一，這導致我國大豆總產量不高的現實情況難以得到根本性改善，僅靠本國大豆生產很難滿足本國人民的大豆需求。

生產要素成本居高不下。受工業化、城鎮化推進以及農村人口結構變化的影響，農村人力成本、土地成本和其他生產要素的成本正在不斷攀升。2000-2020年，我國大豆生產的土地、勞動和化肥農藥投入分別從43.17元/畝、75.60元/畝和21.85元/畝快速增長至288.24元/畝、226.19元/畝和65.71元/畝。與此同時，我國大豆生產的人工成本常年占總成本的30%左右，而美國人工成本僅占不到1%。加之，我國大豆生產仍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規模分散種植為主，全國大豆種植戶的戶均規模僅1~2畝，難以實現規模效益。大豆生產成本難以降低，對我國大豆競爭力的提升造成了阻礙。

大豆發展空間有待提升。我國大豆競爭力下降可能還受到了供需雙方的影響。從供給端來看，土地等自然資源對大豆生產的約束逐漸加強。2015年以前，為保證主糧供應不受影響，大豆種植面積不斷被壓縮，這嚴重制約了我國大豆總產量的提高。我國大豆種植面積從2000年的9306.58千公頃波動下降到2015年的6827.39千公頃。在此期間，為保障大豆增產，豆農需要投入更多的農藥、化肥，由此帶來了沉重的環境壓力，不利于大豆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此外，由于大豆種植的比較效益較低，農戶種植大豆的積極性不強，許多地區出現了“好地種植玉米稻谷，差地種植大豆”的問題。從需求端來看，隨著我國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拉動了消費結構的升級，人們對畜禽產品的需求不斷增強，進一步推動了畜牧業的發展。大豆是畜牧業所需的重要飼料，需求也跟著快速增長。由于國內大豆供給不足，為彌補國內旺盛的大豆需求，我國大量進口國外大豆。由于國外大豆價格相對較低，更是對我國大豆產業的發展帶來了巨大沖擊。

補貼政策需要調整完善。補貼政策是影響我國大豆競爭力的一個重要因素。目前我國大豆補貼總體上支持力度較大，但官方已公布進行大豆補貼的地區較少，只有東北三省、內蒙古和四川對大豆種植予以補貼。一些其他適合種植大豆的地方尚未對大豆種植進行補貼，導致無法充分調動這些地區大豆生產者的積極性，大豆增產潛力受限。不僅如此，補貼政策還存在操作執行不當和制定被動僵化的問題。一方面，國家實行良種補貼全覆蓋，但在實踐操作中某些地區的良種補貼成了種植補貼，與良種推廣脫離了關系。另一方面，大豆生產者補貼的本意是保護農民種豆的積極性，增加大豆產量。然而，生產者補貼在糧價下跌時難以發揮有效的增產效應,缺乏刺激生產的長效性,而且仍存在政策操作成本高的問題，沒有達到保護豆農利益和提升種豆積極性的目的。

提升我國大豆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思考與建議

構建“種法合一”式的大豆育種推廣體系。我國在大豆面積和單產方面還具有一定潛力。從面積看，間作套種的面積潛力較大，需要在間套作機械化作業上取得較大突破。從單產看，我國大豆平均畝產與主產國美國和巴西還有較大的差距，同時也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間。良種和良法的推廣應用，是提升大豆生產能力的重要措施。一是要整合國家、省、市、縣等各級政府和技術團體的資源和人才優勢，集中力量攻克“卡脖子”技術問題，尤其應加快生物技術在育種上的應用，進一步加快培育養分高效利用、高產高油高蛋白、耐密多抗宜機收的大豆新品種，穩步提高大豆單產水平。二是引導各級政府和技術團體將過去的“良種良法配套”理念升級為“良種良法有機融合”理念，促使科技工作者在研發、推廣良種時自然引流出適宜的種植方法和技術，在研發、推廣良法時自帶適宜的推廣品種。

推進大豆生產綠色轉型，提高大豆產業綠色溢價。在實現國家“碳達峰、碳中和”目標要求、推進綠色低碳循環農業發展的背景下，提升可持續發展能力已成為大豆產業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是要繼續加強麥茬免耕覆秸精播、低損機械收獲、品質全程監控與評價等綠色增產增效技術的研發工作，建立起“邊研發、邊集成、邊示范、邊培訓、邊推廣”的發展模式。二是在大豆種植過程中，積極推進落實化肥、農藥使用量零增長行動，推廣有機肥替代化肥、測土配方施肥、經同位素技術改進的生物肥料，強化病蟲害統防統治、農藥“處方制”。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化肥用量要控制在合理范圍，不能盲目“減肥”，農藥減量也不能以犧牲大豆產量和防治病蟲害效果為代價。

適當降低玉米自給率，積極推進糧豆輪作。糧豆輪作既有助于降低玉米和大豆的生產成本，提升玉米和大豆的國際市場競爭力，又可以改善土壤理化性狀，提高耕地地力水平。但為了保證玉米等谷物基本自給，我國對玉米和大豆采取不對等的貿易保護政策，致使糧豆輪作的推廣效果受到一定的抑制。為此建議適度提升玉米配額數量，并適度放開玉米進口，將玉米自給率目標調整為85%~90%的優勢狀態，從而為糧豆輪作的進一步發展釋放更大的空間和潛力，也為通過增強地力更可持續地保障糧食安全提供可能。

完善大豆生產者補貼政策和收入保險政策。我國大豆價格競爭力長期弱于美國和巴西，需要在政策上予以支持。一是要建立生產者補貼動態調節機制。一方面，以激發各類主體種植大豆意愿、擴大種植規模為目的，建立與大豆市場價格、最低工資標準掛鉤的補貼方案；另一方面，各地應根據當地農民外出務工的動態，建立因地制宜的補貼制度，即不同地區采取不同的補貼標準。二是積極試點大豆“保險+期貨”價格險種，發揮期貨公司專業優勢和保險公司渠道優勢在大豆產業中的作用。有條件的地方可進一步創新金融支持大豆的方式方法，例如，可在保險公司、期貨公司的基礎上，引入龍頭企業負責基差收購、科研機構負責衛星遙感測產等。

以加工為引擎帶動大豆產業高質量發展。加工是大豆全產業鏈的核心，上承種植業，下啟飼料業和養殖業。通過發展大豆加工業有助于延長大豆產業鏈和提升價值鏈，促進大豆產業高質量發展，增強大豆產業競爭力。一是要鼓勵大豆加工企業與原料基地構建緊密型聯接機制，支持其參與土地流轉，以保障高品質原料的供應。二是調整大豆加工業發展方向，鼓勵國產大豆深加工企業優化產品結構。以高檔大豆蛋白產品和食用大豆產業加工業為主，以油脂加工為輔，重點發展全粉類、發酵類和非發酵類大豆食品，拓寬大豆資源的應用領域。三是強化大豆加工技術的研發與投入，積極開發大豆全籽粒綜合加工利用關鍵技術，并進一步強化現代食品加工技術，提高大豆原料的利用率和產品率。

培育海外大豆生產企業，提升大豆產業鏈穩定性和競爭力。考慮到國內大豆種植面積的有限性，通過大力培育海外大豆生產企業，并將其生產的大豆運回國內，不失為提升大豆產業鏈穩定性和競爭力的可行路徑。一是要鼓勵企業建立海外大豆生產基地，提升企業國際影響力。我國已同玻利維亞、哈薩克斯坦、埃塞俄比亞、貝寧等國簽署了大豆輸華協議，這些國家擁有豐富的后備耕地資源，但囿于技術及資金短缺，沒有發揮出應有的生產潛力。中國可通過購買或者租賃的形式，利用上述國家豐富的耕地資源，建立海外大豆生產基地，進一步保障國內大豆供給。二是成立并完善與境外農業投資企業服務相關的行業協會。完善國內已有相關協會的境外企業分會功能，發揮其在行業自律、項目協調、應對貿易糾紛以及抵御海外風險等方面的作用，提升海外大豆生產企業的話語權，保障其持續向國內供應大豆。